《白鹿原》影视改编的瓶颈

2011年11月20日 04:05
来源：新闻爱好者 作者：李清霞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现阶段，政治标准依然是影视改编的重要原则。小说《白鹿原》发表之初就有人指责其有“倾向性问题”，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传说有人要“封杀”它等。有的文章从单纯社会、政治角度批评“《白鹿原》因对革命斗争中某些‘左’的弊端和错误行为的反思失衡”，“导致了对革命斗争本质的历史文化阐释的失误”。这些评估早已超出了文学批评的尺度，更像“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④其他诸如美化地主阶级、丑化共产党人、有意模糊政治斗争应有的界限等批评和指责也一直影响着《白鹿原》的评价和影视改编，小说因此在官方评奖中屡屡受挫。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过程中，《白鹿原》在评议中出现分歧，评委会分成意见对立的两大阵营，致使本届评奖延迟两年之久。最后，陈涌反复琢磨原著，在评委会上拿出正式意见：“作品在政治上基本没有问题；作品在性描写上基本上没有问题。”评委会意见达成一致，但要求作品修改后才能参评。⑤评委会提出的修改意见是：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起误会，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⑥

《白鹿原》修订本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影视改编再次被提上日程。芦苇的剧本删去朱先生这个人物与政治敏感问题的荧幕再现有很大关系，小说有上下文，而且可以反复阅读，电影在影院放映时，画面、台词转瞬即逝，观众根本来不及回嚼，但印象和影响却深刻而久远。其次，影片走向世界是制片方的理想，而这种政治敏感甚至可能产生“歧义”的人物语言，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用“鏊子”比喻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以及朱先生关于“公”和“共”（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讨论，他称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卖荞面”与“卖饸饹”的关系，两党的争斗是“公婆之争”，说国共两党的成员“都不是君子”等内容，在改编中也成为需要回避的政治敏感问题。朱先生是白鹿原的圣人，遗世而独立，超然地站在历史文化的角度透视白鹿原上的革命运动和党派之争。删去朱先生这个人物又不能很好地表达原著精神，这是剧本多次修改都没能通过审批的重要原因。

曹禺在谈到剧本创作时指出，写剧本不应该老是被政治概念拖着走。要写出生活实感。电影和小说艺术欣赏的环境不同，小说阅读是个体行为，读者可以坐在房子里慢慢读，慢慢思索回味；电影欣赏是群体或大众行为，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在同一影院中欣赏，所以要注意电影的艺术效果。电影欣赏的现场感使观众情绪紧张，观众的感受和印象更加强烈深刻，来不及思索回味，因此电影要求政治立场和主题明确，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简练。

原著精神与电影的艺术规律

芦苇的剧本整个结构的组合和展开以田小娥的戏为主，而田小娥和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等男人的关系在小说中写得很精彩，但不是主线。原著中体现史诗性和原著精神的人物是白嘉轩，剧本中白嘉轩的戏不是主线。影视改编的关键在于怎样坚持唯物史观去把握原著精神。论证会上，有专家指出电影与小说具有不同的审美品格和表现方式，强调尊重电影自身的艺术规律，用电影的方式展示时代风貌、民族命运、人民精神，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评论家康健民认为，要用电影特殊的语言把小说的精髓表现出来，既是再创造的过程，也是探索和创新。电影评论家李兴叶认为，电影是拍给那些没看过小说又知道这本小说的观众看的，田小娥为主线的故事要把人物性格内涵与原著精神衔接好，不能写成一个风情故事。田小娥这个人物再深度开掘还有很大的空间，但应该更丰满更有个性。评论家郭运德认为田小娥是旧中国被压迫、被欺凌、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她身上有人性光彩、特有的地域风情和女人的魅力。评论家张陵认为剧本可以更加突出田小娥的正面色彩，充分展示这个处于动荡时代的女性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评论家康健民则认为，田小娥只能作为一条暗线，还应有明线，那就是描写更加波澜壮阔、色彩斑澜的历史生活。⑦

剧本对黑娃和白孝文的处理争议也比较大。评论家雷达说，不能把他完全作为土匪、草莽来理解。黑娃的阶级意识是很强的，不过他是个自在的角色。这个人物写好了非常有光彩。专家们指出剧本对白孝文的人格缺陷和性格的复杂性、两面性表现不够，却过多渲染了他的阳痿，人物处理得很模糊甚至有些乱，这说明改编者对这个人物的思想内涵还要进一步思考。另外，小说中的性描写如何搬上荧幕、如何体现性在小说中的文化意义与生殖崇拜，也是影视改编的难点。比如田小娥拉黑娃上炕那段性描写突出表现了女性在性爱过程中的主动性，表现了田小娥大胆追求人性解放的反抗精神。这一创作意图要通过演员的表演在荧幕上实现，对编剧、导演和演员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陈忠实曾说他希望电影含蓄表现性描写。

《文艺报》总编辑范咏戈强调要尊重改编者的自由。1940年，曹禺着手改编巴金的《家》，他说：“应该把改编看做是一种创作性的劳动，改编同样需要有生活。改编者必须尽力理解原著精神，融会贯通，通过自己亲身的体会，把它写成既能传达原著的精神，又富于戏剧性的剧本。只有把原著加以消化，成为自己的血肉，改编的剧本才会有生命。”⑧他觉得自己对《家》的改编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改编是创造性的劳动，完全背离原著精神的改编，是对原著和观众的不负责任。只是照抄原著中人物的对话、情节和结构，表面上看来很忠实于原著，但没有影视剧本的特点和魂魄，这样的改编很难创造出影视艺术精品。2010年6月，芦苇改编的《白鹿原》剧本第七稿终于通过审查论证，电影进入拍摄阶段。看来来自外界的过多干预不利于影视改编者艺术创造性的发挥，我们期冀影视改编在忠于原著精神的基础上，能够获得更大的艺术表现空间，改编者能拥有更大的艺术自由。[基金项目：2010年度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现实主义与陕西当代小说创作”（2010JK325）]

注释：

①④白烨：《作为文学、文化现象的“陕军东征”》，《小说评论》，1994（4）。

②⑤阎纲：《白鹿原》，《乡党夜话》，《中国文化报》，2008-10-20。

③《王枫提出：〈废都〉〈白鹿原〉不能上银幕》，《羊城晚报》，1993-12-23。

⑥见《文艺报》“本报讯”，1997-12-25。

⑦《坚持唯物史观，尊重电影规律——史诗艺术巨片〈白鹿原〉创作高层专家论证会纪实》，《文艺报》，2007-09-08。

⑧《曹禺同志漫谈〈家〉的改编》，《剧本》，1956（12）。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