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不妨先锋一点，行为不妨保守一点

记者：我对你的一句话很感兴趣，“大家都生活在生活中，这样的真实如果够了，那还要文学干嘛？”但在你所有的作品中，《我和地坛》和《病隙碎笔》影响却是最大的，反而虚构的小说却没得到这样的关注。大家从你的散文随笔中看到你的生活和思考，也认同这种真实，这与你的话好像有冲突？

史铁生：其实我觉得也不冲突。就算是写实的，也有生活里不被发现的东西。我就觉得真实应该算文学一个很好的品质，但不应该算文学的最高标准。如果仅仅是真实，我觉得文学的意义就要小得多。其实文学更多的是梦想。人要有梦想，因此人创造了文学这种方式。我还有一个长篇叫《务虚笔记》，其中也写到，其实一个人的很实的生活是很少的。像每天的衣食住行就是很实的，但当你走路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东西。写作不一定是纸和笔的问题，只要你脑子里在对生活做一种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写作。

记者：也就是说你生活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是两方面的。

史铁生：真实这个词要是仔细追究起来，应该是一个被公认的真实。不被公认我们怎么能说它是真实的？所以我在《病隙碎笔》里也强调，“写作需要真诚。”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它一定正确，它很可能是一种探索。你的梦想，你很难说它真实，但你完全可以说它很真诚。你再不着边际的梦想，也可以是很真诚的。可是在梦想里真的可以给生活开辟很多新的可能性。如果说仅仅是我们已经有了的东西，已经被公认了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那么它的领域可能被束缚得很狭窄。

记者：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史铁生：梦想？每个人可能会有他具体的梦想。但是说到文学的梦想，我想还是终极的问题：你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你总归要为你的生活找到一个你认可的根据，你认可的目的。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的东西是你的目的，肯定你的愿望有很多是远远没有实现的，这都可以叫梦想。它跟做梦还不一样。当某一天你在干什么的时候，脑子会走神，会想起你的某种愿望，这都可以是梦想。这种愿望怎么实现，怎么不能实现，遇到什么困阻，这可能都是写作形成的。其实作家不过是把这些东西看得更多，试图看得更仔细。有很多人是没有发表作品，但跟他聊起来，他的很多想法都是非常美妙的，只是没写而已。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应该把它写好。一个人开始写作的时候，你为什么开始呢？因为你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还没有被文字捕捉到，还没有形成文章，还不能表达。它只是在你的意识里，甚至在潜意识里。用我的话说，就是用文字把这些东西“捉拿归案”。你为什么有时候写着觉得不对？有什么不对？因为你的文字和你心里的东西不对。你觉得写得最得意的时候，对了！跟你心里头的对了，不是跟别的东西对了，是跟你心里的愿望对了。

记者：那你现在每天写作的时候，有这种“对了”的喜悦吗？

史铁生：太有了！没有的时候，你写了很多段都不对，不是它，所以你就把它扔了。终于对了的时候，你觉得太好了！今天有收获。你也许会说你脑子里已经有了，为什么还非要写出来？实际上脑子里是个朦胧的东西，当你用文字把它“捉拿归案”的时候，不仅是“捉拿”给读者看，也是捉拿了给自己看。自己也会很欣喜，很惊奇，我终于找到它了！

记者：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曾经有一个评论家说“史铁生是最爱笑的作家”，是什么让你保持了这种乐观的情绪？

史铁生：中国人都爱笑，咱们刚才也一直都在笑。乐观要看怎么理解，不是说笑就是乐观。

记者：你理解的乐观应该是怎样？

史铁生：我常说这样的话：“人的思想不妨先锋一点，人的行为不妨保守一点。”那么写作也是那样。你写的时候，可能不见得那么乐观，因为你感觉到了问题和困惑，如果你觉得很顺畅的时候，我觉得反倒没什么可写的。所以在写作上，我不排斥悲观主义，也不排斥怀疑主义。但在生活中，你既然选择了活着，干嘛要痛苦地活着呢？不过，傻乐可不成啊！傻乐不算是乐观。所以“悲观”“乐观”这样的概念放到文学上，应该有重新的定义。

人不可能天生完美

记者：最近跟一些朋友谈起你，他们一方面是关心你的《病隙碎笔》是在什么状况下写的；二是想知道你的身体怎么样？

史铁生：所以我说这个奖也对我鼓励特别大。因为我肾衰竭之后，真的是没有力气，我觉得可能就写不了了。但是幸亏有透析，要是倒退２０年，这个病就是绝症，就没有办法。在近五六年，透析技术才比较成熟，所以我还能有这个状态，但仍然很疲劳。昨天我坐飞机到广州，因为贫血，缺氧，晚上都觉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说到一楼的花园来进行采访，空气好一点。很累，特别容易疲劳。在开始写《病隙碎笔》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写，我不能放下，放下可能就放下了。刚开始比较困难，每天写几行字。一星期我要去医院透析三次，在上飞机前一天我还去透析了一次。这样，一星期三天就没有了。剩下的四天，上午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所以我现在写得非常少，非常慢，但我在坚持，坚持每天都写。《病隙碎笔》大概写了四年，从透析之后到去年，共有十几万字。

记者：这个书名就把你的写作状态概括出来了。

史铁生：对，这个书名自然而然地就呈现了。确实是病隙碎笔，所以形式上也就一、二、三这么往下写。

记者：你的《病隙碎笔》出来之后，在哲学界、思想界引起了震动。

史铁生：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一般人看哲学书看得少。我说那点零碎，人家大师全说过，我不过是把有的地方改得更容易懂一点。

记者：我看你的《病隙碎笔》，其实给我震撼最大的反而不是一些讨论生命本体这一类的问题，而是你在书中谈到的“残疾情结”。你非常坦然并正视自己的残疾，并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

史铁生：ＯＫ，这个太好了！你注意到这个，我特别高兴和欣慰。好多人没注意到，但我很希望别人注意到这个。其实不光残疾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结，这个情结有时候会左右人，左右得一塌糊涂。中国人几十年来反复犯一些错误，就是太情绪化，缺乏理性思考。我跟残联的接触很多，参加他们会议的时候，发现里面就有一种情绪：“我们残疾人……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困难，因此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优秀。”一下子就把两者划开了，但这其实完全不合逻辑。

记者：就是说，他把残疾当成一种特权？

史铁生：对，当成一种特权，并且演变成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原谅。这会对人的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那你说健全人有没有类似的心理？也会有的。

记者：当你发现所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会不会豁然开朗，觉得你写的是全人类的问题？

史铁生：我想是这样。曾经一度，有的评论家把我的写作分成几个段，１９８５年之前很多写的是残疾人，之后更多是写人的残疾，就是人的缺陷。按照宗教的观点，就是“原罪”的问题。人生来有问题，缺陷，不可能天生完美。

记者：所以你说，“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史铁生：对。你用什么证明神的存在？当你觉得自己是残缺的，而有一个不残缺的比照着的时候，神就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