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分子之章立凡专栏

早上打开微博，陡然跳出一条噩耗——老同学史铁生走了。

他的离去，我其实有预感，但此时此刻，还是像遭遇了雷击。不敢给铁生夫人希米打电话，对于哀毁中的亲人，轮番吊唁更像一种折磨。我自问无力抚平她的创痛，踌躇再三，致电一位密友转达慰问，她当时正在现场，说我的选项很正确。

有人说，中学同学的友谊是最长久的，还有人说，真正的知交无须终日厮磨。这两句话，足以概括铁生与我的关系。每年有数的几次老友聚会，只要一开口，观点总是惊人地一致。

回想中学时代，我俩在班里是高个儿，总是被安排坐在后两排。那是个成长发育的阶段，有时他的个子高，坐在我身后；有时我的个子长高了，又坐到他身后；还有时，我俩排排坐。这种距离，一举一动都在邻桌眼皮底下。我上课小动作最多：看闲书、画画儿、刻图章……都不瞒他，知道他做人靠谱，从不告密。我俩的爱好也相似，铁生喜书法，尤擅隶书；班上展示美术作品时，我俩的墨宝常有一拼，但他从不较劲儿，很有惺惺相惜的气度。

“文革”来了，大家都狂热，我也癫狂了一阵。铁生默默地保持中立，不表态、不卷入。我俩都属于“出身不好”的学生，但他更懂得保护自己。多年后同学聚会，聊起当年学堂掌故，他一一细述如数家珍，还总结道：“立凡那时光画画儿不做功课，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乡’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见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没有上大学的命。”一番话直指人心，足证见微知著是其所长，长大不成作家才怪。

铁生的残疾，起因是先天性脊椎裂，随身体发育而发展。“上山下乡”运动一来，不由分说都得走，他插队去了陕西，在那里发病，回京后致残，从此在轮椅上度过了大半辈子。天各一方多年后在北京重聚，他已从交道口搬到了水碓子，家有老父贤妻。对“阶级路线”下的上学记忆，我有种本能的排斥，长时间没跟校友联系，倒是铁生一直惦记着我，托同学召我“归队”。

铁生好社交，家中常有高朋满座，不乏文人高士、怪杰隐逸，同学聚会只是其中一种。身为残疾人士，社交当然有益身心；作为残疾作家，他更需要通过社交来了解社会。关心他的朋友足够多，遇有需要出行的聚会，鞍前马后张罗的朋友随时都有；而他对朋友的关心，不仅润物无声，且常在关键处。

我们这代人共同经历过的痛史，至今一言难尽。我曾长时间不愿触动伤疤，直至1997年左右，才开始隔三岔五地整理一点。但铁生一直鼓励我写出真相，并与我一道找回记忆。我最初编成的两本集子(《章乃器文集》和《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都是在他和希米的推动下问世的。此后的日子里，铁生一如既往地发掘人性之善，而我则“记丑而博”，掉进了他设下的怪圈。

多年来，铁生忍受着每周一次透析治疗，他说自己的双肾，透视只有核桃大小，已完全作废，自喻“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对于告别人世，他一年前已预感到。有次聚会，大家品尝着希米自制的面包，无意中聊到“找后老伴”的话题，一贯妙语连珠的他，笑着对希米说：“你该物色一个了”，立时被大家制止。此后几次聚会及今年清华附中95周年校庆，他都缺席了。

铁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我来评价，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到近年的《妄想电影》、《扶轮问路》，对生命价值的领悟，以“乐观”二字形容已嫌肤浅。他坐在轮椅上，早已参透人生、了断生死，俨然化境。惟其不幸，是以幸甚，与其说他是作家，不如说他是哲学家。

铁生不多的诗作中，有一首《遗物》，其中有这样的预告：

如果清点我的遗物

请别忘记这片天空

那时我恒久的眺望

我的祈祷

我的痴迷、我的忧伤

我的精神在那儿羽翼丰满

我的鸽子在那儿折断翅膀

我的生命

从那儿来又回那儿去

天上、地下都是我的飞翔

他的肉身，坐守轮椅三十八年；他的灵魂，从来都在自由飞翔。

(作者系知名近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