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中国之行的尴尬：有人现场发传单批评诗人

在体育馆作公开演讲

当天下午3点，身着印度民族服装的泰戈尔出现在东大体育馆。校长郭秉文向大家作了介绍，给予泰戈尔高度赞誉，还强调说，“泰戈尔所发表的学说，足以阐扬东方文化精神，并于沟通中印及世界文化历程有伟大之贡献”。

泰戈尔眼光和善而深邃，在讲坛上说了将近一个小时。说到激动之处，他紧握右手，放在胸前。

当然他还是用英文。演讲结束之后，徐志摩登台作了翻译：

“余乘轮船溯扬子江而上，于昨夜月朦胧时，登甲板瞭望，沿岸风景，依稀莫辨，于村林中窥见两三星火，回顾船上乘客，多入睡乡，鼾声大作，因发生种种感想，觉得世界上现时未普遍的光明，就等此村林中之星火，社会上乏清明的感觉，就等此乘客中之酣睡。及船近金陵，晨光熹微，鸟声杂树，无数帆船，顺风直驶，稳渡中流，又觉得此种光明浩大现象，即将来世界人类，经过混沌状态，由牺牲奋斗所得结果之比例。”

泰戈尔还强调说：“今世界障害文化之恶魔势力如猛兽者甚多，排除责任，在于青年，排除方法，不在武器，当以道德势力，精神势力，相团结，发挥伟大之感化力，以贯彻人类和平亲爱之主旨。近世文明，转尚物质，并不为贵，亚洲民族，自具可贵之固有的文明，宜发扬而光大之，运用人类之灵魂，发展其想象力，于一切文化事业，为光明正大之组织，是则中印两国之大幸，抑亦全世界之福也。”显然，他认为东方文化的精神，可补救西方偏重物质的不足，达成世界和平。

印度诗人的话语，借助中国杰出诗人的表述，让观众们沉醉了。当天体育馆里聚集了中外人士六七千人，有些校外的农夫、工人也来了。虽然这些人多半听不懂英文，他们还是蜂拥而至，一睹传说中的大诗人的风采。

那天由于现场人太多，还发生了一个意外——正当泰戈尔讲得痛快淋漓时，忽然场内发出扑嗵一声巨响。原来体育馆楼上横板因超载过多开裂，几乎坍塌。好在，没有人员受伤，演讲很快就继续进行。

有人现场发传单批评泰戈尔

然而，在演说进入尾声的时候，竟又出现了一个意外——有青年出来散发传单，内容是严厉批评泰戈尔的，甚至声称要将老人赶紧送回国去。

一直在盛赞中国传统文化的泰戈尔为何会遭遇如此尴尬？说起来，和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时期有关——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历史背景下，反封建反传统成为当时中国人最迫切的任务。这时，泰戈尔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对西方的批评，便成为一场文化风波的导火索。

本就不平静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因此分成两大阵营，以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一方，对泰戈尔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那种不仅出于礼仪而且更是出于文化认同的热诚欢迎”；以陈独秀、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吴稚晖、沈泽民、林语堂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则要“激颜厉色送他走”。

第二天，泰戈尔离开南京，继续北上，在济南短暂逗留，最终到了北京。他在华的活动，成为文坛和媒体追逐的重要目标。5月29日，泰戈尔在徐志摩陪同下搭船去日本东京，后取道香港返回印度。

徐志摩曾这样评价泰戈尔此行：“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