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中国之行的尴尬：有人现场发传单批评诗人

在泰戈尔演说进入尾声的时候，竟又出现了一个意外――有青年出来散发传单，内容是严厉批评泰戈尔的，甚至声称要将老人赶紧送回国去。一直在盛赞中国传统文化的泰戈尔为何会遭遇如此尴尬？说起来，和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时期有关――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历史背景下，反封建反传统成为当时中国人最迫切的任务。这时，泰戈尔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对西方的批评，便成为一场文化风波的导火索。

泰戈尔，这个名字中国人很熟悉，却不知这位印度诗圣和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他深爱中国文化，曾来到中国作访问，还在南京的高校里作过公开演讲，那天老人甚至和大学生们进行了“零距离交流”。

这样一位有东方的灵魂又能够从容进出西方文明的印度诗人的到来，成为近代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却也给正处于变革之中的中国带来一场不小的文化风波。

泰戈尔来了！

1924年4月12日，一艘轮船缓缓驶进上海汇山码头，船上有泰戈尔率领的“国际大学访问团”。这是中国学界期待已久的访问，发出邀请的是梁启超、蔡元培这两位中国学界泰斗，他们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访华并提供路费。随行的还有梵文学者克提莫亨沈、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画家兰达尔波斯，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学家卡里达斯诺格教授以及美国社会工作者葛玲女士。

泰戈尔是东方古国印度的诗人，却早已获得欧美的承认和尊崇，1913年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对这样一位有东方的灵魂，又能够从容进出西方文明的印度诗人，中国学界充满了期待、艳羡和好奇。

原本在1923年10月就传言泰戈尔要来中国，可惜他和儿子得了骨痛热病，没能成行。此次泰戈尔一行的到来，最喜出望外的是徐志摩。讲学社请他做印度诗人的翻译，并照料这位六旬老人。不过，徐志摩不会说梵文，泰戈尔也不会说汉语，他们之间只能用英语作交流。这让泰戈尔遗憾又无奈，他一直认为诗一旦翻译成另外一国的语言，就失去了它特有的魅力。

泰戈尔的中国行计划6个星期，其中最主要的逗留地点是北京，上海是他到达和离开都必须经过的城市，南京则成为他从上海启程北上的第一站。

南京起初只是泰戈尔准备路过的城市，但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想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南高师是现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前身，在当时则是南方唯一一所可以与北方的北京大学比肩的国立大学，校长郭秉文办学颇为重视各种思想的交融，常邀请国内外名家到大学里演讲。比如，梁启超就来过3次，胡适也来过，至于来华的知名外国学者，他当然更不肯放过――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等，都被邀请来给学生们高谈阔论过。

泰戈尔一直以行期匆迫为由婉谢，但最终却不过南京东道主的盛情，答应在东大的礼堂作一次公开演说。

与大学生零距离交流

在泰戈尔来南京之前，徐志摩专门托人带信给学校，告知接待泰戈尔的注意事项。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泰戈尔很不喜欢应酬性的集会或宴会，要“能避免的尽量避免”。

20日凌晨2时，64岁的泰戈尔乘江裕轮溯江而上，中方随行者有徐志摩、王统照。上午八九点钟，老诗翁一行乘汽车抵达东南大学。在参观校园及明孝陵等景点之后，他们前往鸟语花香的梅庵就餐。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门前窗外就挤满了慕名前来的男女学生。不过，泰戈尔用完餐后，先独自缓步走到一个孤亭上默坐了半个小时左右，才缓步踏下亭阶，走到树荫花丛旁，同大学生们说话。一位叫董凤鸣的学生目睹了这一切并记录下来。

当时泰戈尔用英文先和大家打招呼，接着表示：“我很不愿意有人把我当作一位有名的人物看待，抬我到讲台上去作公众的演讲。我素来喜欢在露天的花间树下，像现在情景一样，同你们这般可爱的少年混在一起，随便提出什么谈话的资料，随便问，随便答，这样更有趣味。”

董凤鸣说：“泰戈尔先生，你这个意思我早已懂得，几年前我就懂得了，因为有一天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你的传记，好像讲到你办了一个露天学校，在贵国印度，是真的吗？”

这话题让泰戈尔很兴奋，他说道：“是的！是的！”

见他如此亲切，董凤鸣的胆量大了，追问说：“我们看见你有这样洁白可爱的胡须，我们都不知道你的年龄到底是多少，你可以告诉我们吗？”

泰戈尔答道：“我很不愿意说出我的年龄，因为一个人的老少是不能拿年纪来做标准的。我的心刻刻同你们少年人一样，所以我长久是一个少年人。我喜欢同少年人玩在一起，我喜欢使我自己长久地做一个少年人……”

不过，最终他还是笑着交出了答案：“你既问我，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已经64岁了，但是你千万不要猜想我是一个老年人呀！”说着他自己笑，董凤鸣笑，周围人也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