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的呼吸：帕斯捷尔纳克

2012年02月16日 11:38
来源：深圳晚报 作者：高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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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帕斯捷尔纳克在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图书馆任职，面对新的社会现实，他的思想有了变化。1926年他写成长诗《施密特中尉》，接着又发表了长诗《1905年》。这两部反映现实的或历史事件的尝试，博得了舆论界的好评。《施密特中尉》中表现了个人在革命过程中的命运。《1905年》则写出了俄国历史中的一场重大革命事件。帕斯捷尔纳克从抒发个人内心感受转而描写重要的社会题材，无疑是个进步。诗人当时虽然相信革命的正义性，但却否认革命暴力这种必要手段。他认为现实不需要改造，现实应任其自然发展；艺术如同海绵，它的使命是吸收。他的这种政治观点和消极的创作倾向，在后来的作品中继续有所表现。高尔基肯定过他的成就，也批评过他的错误。

苏联反法西斯德国战争前夕，他完成组诗《在早班火车上》。诗人在摸索新的创作道路，文字趋向明朗，不再沉迷安于渺茫的描绘中，而希求表现熙熙攘攘的人群活动。战争时期他到过前线采访，并写过一些战地报道，发扬了他在《施密特中尉》中所歌颂的自我牺牲精神。

1956～1959年帕斯捷尔纳克编成诗集《雨霁》，词句比较通俗，玄虚的描述和含糊的比喻大为减少，他所主张的人与大自然的一体性，在这本诗集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盎然的诗意中含着生活的哲理。

帕斯捷尔纳克从事诗歌创作的同时，从未忽略散文的写作。早在1922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柳韦尔斯的少年时代》，高尔基还为它的英译本写过前言。1931年他发表了自传体中篇《安全保护证》。以后又写了一些小说、散文等。1957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晚年创作戏剧三部曲《盲美人》，未能最后完成。

《安全保护证》是帕斯捷尔纳克40岁以前写的第一篇自传。其中个别章节于1929至1931年间分别发在《星》和《红色处女地》杂志及《文学报》上。1931年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取名《安全保护证》。本来，作者还写了一篇后记，但书出时他把后记删掉了。作者把这篇自传献给已故的奥地利作家里尔克，正像后记中所写的：“如今我已写完了《安全保护证》，它是为纪念您而写的。”帕斯捷尔纳克酷爱里尔克，他有意把自己的生平和里尔克的名字连在一起，因为他在自传中大量的阐述了自己对艺术创作的个人看法。帕斯捷尔纳克只在1900年夏天偶然一个机会见过里尔克一面。当时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在场。他父亲把此事写入了他的《历年散记》之中：“我儿子鲍里斯（当时还是个10岁的学生）跟我走出车厢来到站台上时，见到了那时还年纪轻轻的里尔克，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他，也是最后一次。那时，不论是他还是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位伟大的德语诗人在以后的日子里会对他产生那么强烈的影响。”帕斯捷尔纳克早在青年时代就醉心于里尔克的诗，从1911年断断续续地翻译他的作品。它吸收了里尔克的艺术思想。1926年2月，帕斯捷尔纳克得知里尔克知道他时，深为感动，便于同年4月12日给里尔克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颂扬里尔克为“伟大的、崇敬的诗人”，并声明：“我的性格的主要特点，我的精神存在的所有方面，都应归功于您。”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期望很快能与里尔克会晤，但未能如愿。于是，他把自己的艺术观，通过对作曲家斯克里亚宾和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形象的描写，写入《安全保护证》一书中。

《人与事》是他66岁时写的第二篇自传。标题准确译法应为《人物与景况》。它原是为一本诗集写的前言，作者生前并未发表。1967年《新世界》杂志根据作者的修改稿予以刊载。在1956年春天写成的原稿中，还有一段被删掉的话：

“我的随笔的开头部分就写到这里为止。我不是把它拦腰截断，而是有意不将它写完。我把句点正好写在我当初想写的地方。我根本没有想把五十年的历史写成几卷的书，写出众多的人物。

“我文中的分析没有涉及马尔蒂诺夫、扎波洛茨基、谢尔文斯基、吉洪诺夫等一些好的诗人。我一个字也没有提西蒙诺夫和特瓦尔多夫斯基这一辈人数众多的诗人。

“我是从最小的生活圈子的中心着笔的，有意把自己限制在其中。

“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

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一段话，有助于理解他写作此文的意图。帕斯捷尔纳克坦率地披露了对人的看法（因版面篇幅所限，文有删节）。

高莽，乌兰汗是其笔名。长期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翻译、编辑工作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同时从事文学与美术创作。曾任《世界文学》杂志主编。著有《久违了，莫斯科！》、《画译中的纪念》、《圣山行》、《俄罗斯大师故居》、《俄罗斯美术随笔》等随笔集和长篇传记《帕斯捷尔纳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