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专访贺敬之激烈肯定雷锋真实性

2012年02月10日 10:09
来源：文学报作者：桂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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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与贺敬之交谈

北京。零下四摄氏度。西城区三里河一带，天低风寒。月坛北街，楼宇间华灯一片。熟悉的大院，头排的3门3号。傍晚，我从飞机场出来，围巾裹裹紧就直奔离这里最近的花店，挑了一大把洁白的玉兰和火红的康乃馨。用淡紫色包装纸扎花的大姐一听说是送给柯岩的，就说：“怪不得那几天，来这买花的特多。”

我像缓缓沿着他“放声歌唱”的一行行阶梯诗，还没进门，保姆就说：“贺老早在等你了。”我昨晚与他通话时，知道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肺部，刚做了一次体检，结果很好。我也放心了。

对着柜上摆着的许多张柯岩的大小照片，我献上花束。回想起12月19日追悼会前，我曾托特快专递送上我、郭在精、冰夫、田永昌联名写给贺老的信：“您失去了一位坚强的伴侣，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大姐，孩子们失去了一位好阿姨，中国的文学事业失去了一位引领者”，以及我为他们夫妇一同参加2010年国际诗人笔会、在香港旋转餐厅用餐时拍的合影。

而今在这书房里，挂着的“迷糊大智慧，明月小他乡”的书法依旧，简单的陈设依旧，电话依然频频，书刊依然在增，人却缺了一个。贺老喃喃地说：“你看，只剩我一个人了……”

此刻，我坐在沙发上，同他身边新添的氧气瓶一起，细细看着1924年出生的贺老。觉得这位枣庄的贫苦农家之子，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的他，“平生总为山河醉，非酒醉我万千回”的他，今天明显憔悴了，眼皮有些塌。只有在卡起老光眼镜，看到粉红色的印有小平头像的“政治抒情诗高峰论坛”请柬上，有自己“时代永远需要黄钟大吕之音”的题字时，听到老奶奶、14岁的中学生在浦东朗诵我的诗篇时，露出了笑容。

贺老第一次与我见面，是在2003年9月15日晚上，珠海第8届国际诗人笔会上。席间，贺老兴致勃勃地跟我谈了很多：“诗歌从《诗经》、《离骚》开始，就关注时代了……”他还回忆起1963年与郭小川去复旦大学与同学们见面、朗诵的场景：“那时的学生很热情，我朗诵了《雷锋之歌》。”

而他那本仅仅67页、印数却达到166000本的《雷锋之歌》曾被我带到安徽，藏在随我一起下乡插队的米箱里。后来，我又带到了2006年6月我在北京的作品研讨会，吉狄马加建议我请贺老在那本书上再签个名，贺老非常高兴地签了。

今天，说起《雷锋之歌》，贺老提高了嗓门：“现在有些选本不选《雷锋之歌》。有一个诗人还竟然说，雷锋是1963年克隆出来的一个人，这是什么话！”

那年，我在北京的作品研讨会，是在现代文学馆召开的。我清楚地记得：贺老轻轻地从讲义夹里抽出一张发言稿，纸上写满了字，他从容地读着：“……我从来是这样认为的：在跟我同辈的诗人中，许多同志远比我的成绩大。新时期以来，桂兴华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政治抒情诗创作上取得的新开拓、新成就和新经验，一直是我倍觉珍贵并努力学习的。今后在诗歌多样化的进一步发展中，我祝愿并同时相信：与人民同心、和时代同步的社会主义诗学观和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抒情诗，必定会、也理应会得到各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在老中青几代诗人———特别是走在前列的桂兴华等中、青年诗人的努力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它的更加辉煌的前景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贺老太谦虚了。“江山多娇人多情，让我白发永不生。”实，继出色的《西去列车的窗口》、《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之后，新时期以来，“谁更顶天写真诗”！他主要写了非常多的“有诗思、诗情、诗意和诗味”的“新古体诗”：“壮哉此行偕入海，钱江怒涛抒我怀。一滴敢报江海信，百折再看高潮来。”

我想起：2009年11月12日晚上，在杭州灵隐寺附近的白乐桥“中国作协创作之家”，虽然对不装暖气的南方住宿还不太适应，但他对着我和傅亮，谈兴依然很浓：“要求诗人远离政治，这也不是什么新观点。作为一种见解，在多元社会，完全可以存在。我的意见，政治也是生活，政治不是什么空洞的、游离生活的东西。政治是摆脱不了的。我一生关注政治，认为一个人是不可能不关注政治的。一个诗人更是不可能没有政治意识。他们反感这种政治抒情诗，心中必定有另外一种样式。”

今年5月，将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我请贺老回忆一下当年的情况。“我那时还不到18岁，哪有资格参加。”贺老娓娓道来：1940年4月，他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后来被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录取。1942年，在鲁艺未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请求下，院长周扬出面请毛主席来给他们吃点“偏饭”。一个礼拜后，主席在演讲中提出大鲁艺小鲁艺的问题，意思就是说在小鲁艺这个艺术学校固然重要，但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广大的人民群众。知识分子要放下架子。那天，贺敬之的位置离主席很近，很近。看到主席在引用“黔之驴”的故事时，笑得很欢，印象很深。

贺老20多岁就执笔写了《白毛女》剧本、《南泥湾》、《翻身道情》歌词等，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离开延安。1956年3月，贺敬之陪同胡耀邦一起，回延安参加西北5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还到了当年鲁艺开会的地方。联欢晚会要他出个节目，于是就诞生了《回延安》：“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我谈起2月即将在浦东举行的论坛，主要是围绕政治抒情诗的艺术性。他说：“好啊。政治抒情诗得是诗。”

他早就明确表示过：进一步提高政治抒情诗的艺术质量，涉及的问题固然非止一端，但解决好抒情、说理与形象化的关系却是避免概念化、空泛化、公式化的重要课题之一。为此，把握抒情诗中形象化手段的特点，运用富有生活实感又富有艺术张力的不同形态的细节，构成形象或意象的系列载体，以使情有所托，理有所倚；做到对政治抒情诗来说同样必需的、也是人们常说的“情景交融”“入情入理”“形神兼备”，恐怕这就是作者们要孜孜以求的了。

贺老还在说着，保姆来催他吃晚饭了。我赶紧告辞。贺老看着我胸前的党徽，笑着说：“想想胡锦涛同志的话。”我回过头去，觉得与往年告别时有些两样：可不是，少了柯岩老师的相送。但看到贺老回忆延安岁月时滔滔不绝的“无限青春向未来”，我这时候下楼，脚步就不再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