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泰戈尔

2012年02月06日 10:29
来源：文艺报 作者：彭 龄 章 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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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泰戈尔的成就还不限于此，他还是作曲家、画家与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创作过1500余幅画作，两千余首歌曲，其中许多热情洋溢的爱国歌曲曾鼓舞印度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人民的意志》与《金色的孟加拉》分别被选定为印度与孟加拉的国歌。

泰戈尔对中国文化十分推崇，1924年4月，由著名诗人徐志摩热诚推动，梁启超、蔡元培等以北京讲学社名义邀泰戈尔访华。泰戈尔把此行定义为“向中国古老文化敬礼和修补印中两大古文明的交流”。他由上海、杭州抵达徐志摩家乡嘉兴海宁硖石镇时，“观者如堵，各校学生数百名齐奏歌乐，群向行礼，颇极一时之盛”。在北京他会见了梁启超、沈钧儒、蔡元培、梁实秋、梅兰芳等名流。徐志摩、林徽因还联袂演出泰戈尔的剧作《齐德拉》，庆贺他64岁诞辰。北京各报刊登了银须银发、一袭长袍的老诗人，在徐志摩、林徽因搀扶下在天坛游览的照片，说明是：“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一幅苍松竹梅的三友图。”然而，泰戈尔此行听到的并不都是颂扬与掌声。当时中国正处在殖民主义列强与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方兴未艾，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提出“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泰戈尔主张的非暴力的泛爱主义，“用心中感情的溶液，融化外部世界”，“在心智的帮助下，对人心来说，抵达重塑的世界的道路是畅通的”(泰戈尔《文学意义》)显然不合时宜。因而，也受到左翼文化人翟秋白、茅盾、沈泽民等的呛声，要“激颜厉色送他走”。这也让我们联想到，上世纪50年代在北大最初读泰戈尔的诗作时，曾惊异除了我们熟悉的马雅可夫斯基的“无论是诗/无论是歌/都是炸弹和旗帜/歌手的声音/可以唤起阶级”，以及郭小川在《致青年公民》中反复叮嘱，要我们“投入火热的斗争”，“斗争/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最富有的/人生”这类雷霆、号角般激越的诗句之外，竟还有如此美妙的乐音！可是，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不仅泰戈尔的诗文不敢再读，连每日从早到晚座无虚席的图书馆也空无一人，因为谁也不愿被扣上“走白专道路”、“不关心政治”的帽子……

到20世纪30年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也让泰戈尔认识到非暴力的泛爱主义拯救不了社会，他的诗作也由过去那种蕴涵哲理的轻快小诗转向了尖锐的政治抒情诗。如他在《责问》中，就直面宇宙的主神薄迦梵：“薄迦梵/世世代代，你向这无善的世界/一次次派遣救世的使者/他们宣扬要宽恕一切罪孽/热爱所有的人/从心里摒弃仇恨”，而现实却是：“暴力戴着面具/在伪善的夜幕里戕害无辜/面对无力控制的强权的罪恶/法律裁决在幽僻处无声地呜咽……”诗人说：“今日，我的横笛吹不出乐声/喉咙已经塞壅/晦日牢笼似的昏黑/把我的祖国囚于噩梦之中/我因此含泪责问：薄迦梵/毒化你空气的人/扑灭你光华的人/你难道也饶恕，钟爱他们？！”

1937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泰戈尔多次发表诗作、公开信和演说，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支持及对日寇的谴责。同年他在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创办了中国学院，并发表了著名演说《中国与印度》。1941年，泰戈尔在病中写了最后一篇演讲稿《文明的危机》，宣布自己年轻时曾有的对欧洲、特别是英国文明的信念，由于他们对东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与榨取，已经彻底破灭。他满怀信心地预言：“从太阳升起的东方，黎明将要到来。”这年8月7日泰戈尔与世长辞。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各种版本的泰戈尔著作得以在国内广泛流传，我们也因之再次走近泰戈尔。拂去历史的尘埃与偏见，可以对他有更全面、更客观的了解与认识。只是，随着岁月流逝，年轻时曾读过的警句，竟未留下多少印象，譬如，泰戈尔说，“暮色渐浓，得抓紧多赶些路”。 半个多世纪后重读，直觉得这是这位银须银发、一袭长袍的哲人对我们的谆谆叮嘱。以至一提起泰戈尔，耳边便响起这警语，催促我们匆匆“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