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魔”洛夫：七十年后游子的回归

2012年01月13日 11:15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陈小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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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诗魔”之称的洛夫。

《烟之外》

《大河的潜流》

素有“诗魔”之称的洛夫，在大陆或许并不家喻户晓，但在台湾乃至全球华人文学圈，洛夫却堪称诗界泰斗。七十多年前，他漂洋过海，定居台湾。从军官到编辑再到诗人，洛夫的人生经历充满了跌宕和转折：他曾以一首《石室之死亡》名动四海；他曾独挑大梁，以一本《创世纪》开启台湾现代诗歌的新时代；他曾挥洒长诗三千行，一首《漂木》震惊世界华语文坛。以耄耋之年而笔耕不辍，时至今日仍新作不断――做诗，洛夫是为大家；做人，洛夫亦可为当世师表。

台湾吴三连文艺奖曾在颁奖词中这样评价洛夫：“自《魔歌》以后，风格渐渐转变，由繁复趋于简洁，由激动趋于静观，师承古典而落实生活，成熟之艺术已臻虚实相生，动静皆宜之境地。他的诗直探万物之本质，穷究生命之意义，且对中国文字锤炼有功。”

当世人用雷动的掌声和一场场颁奖礼向洛夫表达着对他诗才的敬意，洛夫寻求的，反而是年轻时由于命运作弄而渐行渐远的故土。近二十年来，远在大洋彼岸温哥华的洛夫数度回乡。正如黄永玉大师赠他的书中所写的，“漂木”也要归根了。

阳光明媚的午后，在凯旋华美达酒店20楼的落地窗前，洛夫挽着夫人陈琼芳女士的手，微笑着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

诗歌教育：是一种审美教育

南方日报：最近广州开展了“小学生诗歌节”掀起了一股诗教热潮，您怎么看小学生的诗教问题？能谈谈台湾的小学生诗歌普及教育吗？

洛夫：在台湾，政府从小学开始进行传统诗歌教育，我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家庭也是这样培养孩子，这很好。新诗还是初高中甚至大学再进行培养。组织很多诗歌朗诵，这些诗歌朗诵比赛对于孩子对诗歌兴趣的培养也是有助益的，此外诗歌在国文考试中也会占据一定的比例。传统诗歌教育对整个教育影响很大。在台湾文化复兴委员会，就是专门提倡传统文化的发展的。

南方日报：所以诗歌教育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还是很重要的？

洛夫：是的。我也要求我的几个子女从小念诗，即使他们不一定将来走我的路去写诗，但是这段经历对他们将来的成长还是很重要的。念诗培养的不仅仅是对诗歌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对美的东西的欣赏能力。很多人儿时没有受到审美教育，长大之后便会缺乏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可能去单纯地追求物质，更多的受到一些次文化的影响。这都是缺乏审美教育对一个人人格的影响。

你们刚刚提到“诗歌节”主张“培养孩子真实、自由的表达”，这话说得很对。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让孩子自由发展，这对孩子人格完善、才能和潜力的发挥都意义重大，对整个国民的素质提升也很有好处，所以“诗化教育”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

文学圈评奖争议：当权者应该避嫌

南方日报：大陆近年的文学评奖常常争议很大，台湾评奖有这样的问题吗？

洛夫：我曾经参加过很多台湾的文学奖项评审，台湾的评审分为一般初评、二评、终评，层层筛选。在终评的时候所有作品都是没有作者名字的打印稿，评委评议的观点和过程全部公开，整个过程是很透明的。大陆文学评奖有争议，这我曾听朋友谈起过。

南方日报：您怎么看待“官员写诗”这件事情？

洛夫：对诗歌的评审应该客观，作品才是核心，而作者本身的身份并不重要。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作品好就应该获奖。回到刚才评奖争议问题，事实上为了公平起见，承办者、官员、当权派人士应该避嫌，最好不参加。其实不参加并不影响社会对一个人作品好坏的评价，但是作为承办者或者当权者获奖，却容易造成制度上的缺陷，招致社会的非议。为了保持制度的完善和最终评审结果取信于社会，评审的当权者最好是不参加评奖。

根深方能叶茂：现代诗歌当扎根东方文化

南方日报：在您个人的成长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位诗人？

洛夫：我们这一代人，早年在大陆从小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受胡适、徐志摩、冰心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冰心。后来到了台湾，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对诗歌的欣赏也发生了变化，开始觉得五四时期诗歌的语言很粗糙和直接。所以我希望求取新的灵感，于是转向西方文学。当时中国受苏联文坛影响大，而台湾则倾向于受西方世界影响。至于我个人，早年受波德莱尔影响很大，后来年龄大一点，受里尔克影响较深。

南方日报：您早年的诗歌意象奇特，文风诡谲，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很大，被称为“诗魔”。然而近年读您的诗歌，其意象与境界逐渐回归开阔明朗，这种变化是否与您对东方文化的重新体认有关系？

洛夫：是这样的。我早期的诗歌全面向西方现实主义倾斜，然而走了一段路之后，我发现这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作家，都必须植根于本国文化上才能长大成为参天大树。因此按照西方的方式来写诗，不但对作家来说不自然，读者也读不懂。因此我们才回头对中国古典诗歌重新认识，对古典诗歌的价值做一个新的评估。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古典诗歌的某些东西与西方文学是相通的。举例来说，如李贺、李商隐的诗与西方超现实主义作品在很多方面都是不谋而合。因此我在很多高校演讲上呼吁年轻的诗人们把失落已久的传统诗歌意象之美找回来。这并不是要求我们的现代诗按照古诗的格式和手法来写，我们追求的当是神传，捕捉内在的无法言说的精神。这条路固然很难，但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来说，它是一条健康和有希望的出路。

漂木归根： 七十年后游子的回归

南方日报：您此次大陆之行主要是为了什么？

洛夫：我这次来大陆主要是因为三件事情。

第一件，也是我个人的大事，今年是我和太太结婚50周年的金婚纪念，我们一起回到了湖南洞口办金婚，后来也在扬州和深圳办了总共三场盛大的金婚纪念礼。太太和我是52年前认识的，当时我被派往金门前线的新闻连，负责带领外来记者做战地采访，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我太太。她当时还是金门的小学老师。在金门与她相遇最终走到了一起，是我人生的里程碑，而在金门创作的长诗《石室之死亡》也是我个人诗歌创作的里程碑，可以说这是当年我在金门的两大收获。

此来的第二件事情是应当地作协之邀在广东深圳、湖南洞口和江苏扬州进行三场诗歌朗诵会。这三场朗诵会都非常成功。

第三件事情是应江苏文艺出版社之邀在南京的先锋书店进行了一本诗选《烟之外》以及一本散文集《大河的潜流》签售。

南方日报：听说您将会在深圳定居？

洛夫：这件事情很有趣，我在深圳曾经表示过，自己年纪大了，希望落叶归根。第二天就被报纸用大标题报道了这个消息。事实上我也在考虑，如果机缘合适，我有可能在深圳定居。

链接：

洛夫，原名莫洛夫，湖南衡阳人，1928年生，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73年曾任教东吴大学外文系。1954年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任总编辑多年，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影响深远。洛夫写诗、译诗、教诗、编诗历四十年，出版诗集《时间之伤》等十一部，散文集《一朵午荷》等两部，评论集《诗人之镜》等四部，译著《雨果传》等八部。名作《石室之死亡》广受诗坛重视，其中多首为美国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教授选入他主编的《中国文学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