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诗歌是一个种族的触角

2011年12月13日 10:08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田志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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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那你真正写这首诗是什么时候？

欧阳江河：我回国一个月之后。其实至今这首诗还没有写完，至少还会续写两百行吧。因为我在写这首诗的过程中，写了一些别的诗歌。这首诗成了我停笔多年后的一个重新开始，开启了我一个新的写作阶段。

南都：你之前停笔了多久？

欧阳江河：大概有十年的时间。每年只写一两首。我写诗主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的第一个写作阶段是八十年代在四川的写作，然后九十年代初去美国，到1997年回国，这是又一阶段。从1997年以后我只写了十首诗歌，近乎没写。《泰姬陵之泪》开启了我第三阶段的诗歌写作。从它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写了十来首诗歌，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诗歌作品。

南都：它给了你很多灵感的源泉？

欧阳江河：不，我写作不靠灵感。我的写作是对抗灵感的一个过程，把灵感像脓一样挤掉。灵感不是一种坏东西，但是我要把它写得没有了，然后才有真正的创作。这是带有劳动性质的一种写作，这才是我的创作。

南都：时隔十年，《泰姬陵之泪》跟你之前的写作有什么不同？

欧阳江河：这首诗的结构是纵向的，像从下面往上生长的树木一样，接通了地气。我还有一首长诗叫《凤凰》，那首诗的结构完全不一样，是一种像砖头一样砌起来的，被人工造出来的结构。而《泰姬陵之泪》像地里长出来的庄稼和树一样，眼泪本身是树上结出来的，它带有很多枝杈，但又是朝着一个统一的方向，越长越茂密，然后结出果实来。所以它是有机的，有生命、有呼吸、有自己的叶绿素，自己的根脉和与天空大地及风的关系。

另外我尽量把语言做了一些调整。前面五小节用的是像枝干般的语言，吸取了奥义书的语言形态，甚至还有《圣经》的语言形态，以及古希腊诗歌、宗教典籍的修辞方式。从第六节开始，语言就变得越来越散化，用观念化的眼泪来叙事。严格来讲是伪叙事。这是我原来诗里面从来没有过的。

南都：你听到关于这首诗的评论如何？

欧阳江河：李陀认为《泰姬陵之泪》的重要性表现在它的主题上，因为在这样一个消费的资本的时代，爱情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变得越来越容易，有很多一夜情、网络交友。爱情作为诗歌、文学永恒的主题，作为一种人性、生命的永恒主题，在这个时代变成了什么？李陀认为这个背景下，我这么大张旗鼓地，这么高调地付出眼泪来歌颂爱情，反而是一种逆时代的文学运动，甚至是一场战争。表面上看起来有点老土、有点落后，但是这个作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反而做了先锋。我觉得李陀的这种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

南都：比如？

欧阳江河：比如说眼泪作为鹰和燕的形象，燕是一种轻盈的飞翔，鹰则是一种比较冷峻的、统治性的飞翔。眼泪作为菩提树，对应印度佛教的形象，作为天使的身体，对应的则是基督教的形象。另外还有河流，眼泪之为河流，它唤起的既是东方古文明的形象，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当然，泪之河流也与时间流逝的形象有关，那么一种逝者如斯，生生不息。而泪水作为石头，大理石、宝石、玛瑙，它更多是跟时间的凝固、跟真爱的保存有关，象征着沙贾汗和泰姬爱情的永恒。

所以应该有五六个元素吧。表面上眼泪只是一个观念的东西，实际上它是树一样向上伸展的东西，有好多的分支，象征不同层次上的眼泪的存在：有诗歌玄想的，爱情的，时间的，宗教教义的，也有肉身的存在。观念在我这首诗里面是材料，它不是推论，甚至不是思想，它主要是一种物，是存在感。观念在写作过程中获得了实体性。

在爱情上保留青涩感

南都：你现在五十多岁了，对爱情还会有特别纯真的想法吗？

欧阳江河：爱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物质化、生活化和功利化。男女之情来得太方便，太简单，太速成，连欲望都变小了。而我年轻时的那个时代，我通过阅读和空想、通过写作构造出来的爱情，无论是观念还是事实，都和现在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非常不一样。

我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中年人，但是在爱情上，我宁愿保留我的青涩感，我的纯真和理想化。我对爱情的理解沉潜在这首诗中：我觉得爱情是定义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人之为人，不仅仅是肉体感官的存在，除了语言、思维方式、行动能力外，还有爱的能力。

当今的世风变得越来越世故、厌倦、急迫。对爱，我想要保持那种遥不可及的态度。通过这种态度，我要保持生命的孤独感，表达对孤独的敬畏，定义人之为人。但《泰姬陵之泪》不是爱情诗。我在这个作品中，是把爱情作为更为广阔的诗学内驱力来伸展的。我想起金斯伯格多年前的一个说法：思想如此广阔地展开几乎是悔悟性的。但没什么值得羞愧。

南都：有十年时间很少写诗，当你写这首长诗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些手生？

欧阳江河：没有。因为憋着不写太多年，写起来有点泉涌的感觉。不是说我不写诗的时候就不是诗人。从我对词的敏感，我对世界的看法，我表达这些看法的方式来讲，我写或不写，都是一个诗人。我不需要用每天写诗来证明自己是诗人，写诗，不是上班打卡。有时不写也是写的一部分。

这些年我憋着不写，是有原因的。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在形态、风格、路数上有一种越来越趋同的走向，互相越写越像，越写越拉不开距离。多数诗人的空间感、时间感，思想的力度和视野，语言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幅度，词所能触摸到的那种黑暗、那种重量，所有这一切都在缩小。我的写作力图保持复杂性和广阔性，不想让写作滑入惯性轨道，所以我有意识地停笔不写。别人会怎么看这件事呢？顾彬教授告诉我，正是因为我那几年缀笔不写，他没有把我写进他的《当代中国文学史》。为此他颇有些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