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纷纷进城，土地撂荒日益严重。父亲见此情形，比总理都着急。没有人种地，全国人民吃什么？

我出生在1970年代初期，和很多同龄人的记忆不同，我最初的记忆就是：吃。我记得我吃过榆树皮、地瓜干、槐花、榆钱、茅根、桑椹、癞葡萄、玉米秆、高粱秸、炸蝉蛹、烤蚂蚱、烧麻雀……冬天是最艰难的岁月，因为土地封冻了，连田鼠也不再出来活动，需要靠一堆地瓜干、萝卜和白菜捱过去。春天一到，土地复活，一些可以充饥的东西渐渐从土里长了出来。我们脱掉棉裤，钻进麦田里，找吃的。夏天上树，瓜果梨枣；秋天要奢侈一些，偷生产队的玉米、黄豆，生一堆火，烤着吃；我记得还有一条人工河，河水清澈，水草茂密，我们跑去捉鱼，摸虾……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初期。

我原以为全天下的小朋友都是一样的，童年时吃不饱，但很快乐，一块馒头都可以成为快乐的理由。一直到了读大学，我才发现城里的孩子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也有过贫瘠的岁月，但很少有挨饿的记忆；他们不种粮，但每月都会有粮食供应。这大概就是农民们所羡慕的“吃公粮”。我爷爷对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我有朝一日也能“吃公粮”。有“吃公粮”，就有“交公粮”。每年夏收之后，父亲拉着一车粮食往粮站走的情景，在我的记忆里真是永难磨灭。

后来粮食丰收了，终于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一天吃五顿”的愿望，但要想“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徐水县的谈话），对农民来说依然是奢望。仅靠种地，也只能是吃饱肚子而已，农民的现金收入依然少得可怜。我父母种了一辈子地，粮食年年丰收，每年卖点粮食，也仅够日常花销。老两口一直想盖所房子，但积攒了八年，只够买几扇窗户。种地不挣钱，加上生产资料不断涨价，有那么几年，种粮已经到了赔钱的地步，于是年轻人纷纷进城，土地撂荒日益严重。父亲看到这种情形，比总理都着急，他有一个朴素的理论：没有人种地，全国人民吃什么？因此无论挣钱还是赔钱，他每年都要种几亩麦子。他大概也是饿怕了吧。

读大学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城乡二元结构”，什么叫“剪刀差”，才知道种粮的人没粮吃原来是一种政策设计。现在好了，我们都可以吃饱肚子了，但吃饱肚子的人依然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前些天，郑州发生了一件事，足以说明什么叫“城乡差别”。

据媒体报道，76岁的河南中牟县老农张全会和老伴赶了八个多小时毛驴车，去郑州卖红薯，没想到却被一个城管执法人员连扇耳光。老人对被打脸一事并不计较，他只是想让执法人员明白，“谁家都会有个难处”。当听说打人者被拘留后，张老汉连连摆手，说：“快把人放了吧，我原谅他了。”他卑微地活着，自视为繁华都市的局外人，从不奢求都市人的尊重；他不去大商场，不去大会堂，不坐主席台，不要求举手，不奢望救济。你可以说他不明真相，没有权利意识，没有现代公民观念。他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但他有良心、爱心、同情心，他知道生活必须继续。就像我父亲，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种粮的人没粮吃”，但依然种粮不辍。

很多人认为填平城乡鸿沟的关键在于权利、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用统一的社会保障网呵护每一位公民。这当然很重要，但问题在于，由于长期的二元分割，人为形成的“两个世界”，已使人心有所隔阂。当你鄙夷地称一个农村人为“乡巴佬”时，作为一个城市居民你是否已足够“文明”？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过程不是简单的“城市拯救乡村”，更不是“城市吞噬乡村”。城乡的融合，重要的是情感的融合，是“心”的相互温暖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