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不应该这样

晶报：你对现代文学的评价高于当代文学，那请你谈谈1949年之前的白话诗和1978年以来的当代诗歌，你认为中国诗歌是向前走的状态吗？

顾彬：中国当代诗歌到了1979年前后才开始成熟，这样说的话，中国诗歌当然是向前走的。不过，我在研究诗人个案时，也发现一些特别的例子，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戴望舒，他的诗歌很有影响，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诗人，但是到了1949年后，这位诗人就热衷于写一些歌颂政治的诗歌。这是当时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倾向，今天的政治是这样的，他们就跟着这样，明天是那样的，他们就又转换成那样，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这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一个悲剧。

晶报：在这点上，郭沫若应该是更为“独特”的诗人，他的评价在近些年来应该是呈下降趋势的，你读过他的诗吗？

顾彬：郭沫若是20世纪最有意思的一位诗人，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20世纪知识分子的悲剧性的一面。他非常有才华，但是他的诗歌是很有问题的。他为了政治，完全能够抛弃自己的才能，为了歌颂领袖，他牺牲了一名知识分子的“自我”。知识分子不应该这样的，他应该帮助国家避免灾难，如果有人告诉毛泽东1958年的路线是错的，文革是错的，如果他听了，中国会少一些悲剧。这样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有责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个问题。

晶报：听说鲁迅是你最喜爱的中国作家，他也是一位诗人，请谈谈他的诗歌？

顾彬：鲁迅的旧体诗非常好，白话诗非常糟糕。现在非常可悲的是，鲁迅现在在汉学界没有什么地位，我的学生根本不读他的作品。

晶报：和深圳相邻的香港也有不少诗人在坚持写作，比如也斯、黄灿然、廖伟棠，你读过他们的诗吗，你认为香港诗歌和内地诗歌之间有一些怎样的差异？

顾彬：有很多差异。我是也斯的诗歌译者，我在德国也写过不少关于他的文章。也斯很可能是中国唯一的有世界主义意识的诗人，很多中国诗人不会外语，不能和外国人交流，也斯就不一样，他到处跑，到德国、法国、印尼，他通过饮食来看他们的文化，和他们能非常顺畅地交流，这样的语言能力，很多内地诗人都还不具备。我认识有些中国诗人，他们在英国呆了二十多年，也无法用英语交流，语言的障碍严重限制了他们的视野，香港诗人在这方面比内地诗人做得好很多。

其实，在1949年以前，中国很多作家都掌握了很好的外语，比如鲁迅、戴望舒、张爱玲、林语堂、胡适，都是如此，他们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英文作品。你跟世界接触，你应该了解别人在想什么，在写什么，而不是要经由翻译的选择和过滤。

作家总想着赚钱迟早会完蛋

晶报：我很少听到你谈论台湾文学？

顾彬：台湾的作家非常保守，不想和欧洲汉学家见面，不想交流。台湾也有很好的作家，但是如果汉学家不翻译，就没有人知道他们，从某个角度来看，台湾作家是土包子。相比而言，大陆作家就要开放很多，即使是批评，他们也能听进去。莫言就跟我说，你继续批判我吧，没事的，我觉得这种态度很好，因为现在一切都没有定论，到底作家是对的，还是批评家是对的，现在来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晶报：香港诗人面临商业的挤压，生存非常边缘化，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我想也许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不少人为此有些担忧。

顾彬：这是诗人的命运。如果谁想通过诗歌来赚钱，那这个人就完蛋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诗人、哲学家、神学家以外，还敢说道理的人，那他一定是一个骗子，他们可定是想卖某个东西给你。如果诗人能卖一万本以上的诗集，我根本不会对这个诗人有兴趣。在德国，一个诗人的诗集卖上一千本，不是那么畅销，那正好说明这是一个可靠的诗人，如果他靠诗歌去赚钱，他或许不那么值得信赖。这就是我的基本评判标准。

晶报：怎样理解你说的“可靠”？

顾彬：诗人、哲学家和神学家，都不应该是靠写作来赚钱的人，他们永远都不能通过歪曲真理来赚钱。不少中国小说家在写作时，一开始考虑销量问题，琢磨着怎样卖得更好，他们无时无刻都在准备卖掉自己，诗人就不一样，他们不能考虑市场，他们只能把他自己想写的东西表达出来。

晶报：如果顺着你的思路来看，畅销似乎就是诗人的罪孽了？

顾彬：一个真正的作家，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话剧，如果提笔就考虑畅销，就不是真正的作家。如果他死了后，作品卖得好，这没有问题。尼采在世时，他的书就很难卖出去，他甚至还要用自己的钱来出书，如果他和一些中国作家一样，总考虑怎样成功，他早就完蛋了，我们也就没有了现在的哲学家尼采。作家、思想家在今天的失败，是为了明天的成功，很多好的作家也许要等上一百年后才能被人发现，他们不能心急，如果一些作家整天为名为利，我想他们是无法获得社会的尊敬，他们会是我最讨厌的一群人。

文/赵梓杉 图/肖全

顾彬眼中的中国作家

北岛的诗歌这么多年变化不大，很沉重，他的散文就不一样，非常有趣，我们知道的北岛，已经从一个严肃的诗人变成了一个有幽默感的散文家。

今天的政治是这样的，他们就跟着这样，明天是那样的，他们就又转换成那样，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这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一个悲剧。

台湾的作家非常保守，不想和欧洲汉学家见面，不想交流。台湾也有很好的作家，但是如果汉学家不翻译，就没有人知道他们，从某个角度来看，台湾作家是土包子。

贫穷是诗人的命运。如果谁想通过诗歌来赚钱，那这个人就完蛋了。

作家、思想家在今天的失败，是为了明天的成功，很多好的作家也许要等上一百年后才能被人发现，他们不能心急，如果一些作家整天为名为利，我想他们是无法获得社会的尊敬，这样的作家，也会是我最讨厌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