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克：我们那一批人年轻的时候，脑子整天盘旋着死亡

凤凰网：为什么您那一代的诗人，自食指起，北岛、芒克、多多、舒婷、江河等等，无论是贵州诗人，还是白洋淀诗人，东北诗人，尽管经历了文革的磨难，但都好好地活了下来，而成熟于一九八零、一九九零年代的诗人，却频繁地选择了弃世？

芒克：我真不愿意谈顾城的事件，我为什么要谈他？其实顾城关系跟我不错。我为什么说不要谈死人呢？他死了，我们也没法跟他对话。

他死那天是他姐姐给我打的电话，从澳大利亚打过来的。她骗我说顾城自杀了，我说为什么要自杀？我们刚分手没多久，我和顾城1993年2月在柏林天下艺术节见过面嘛，后来他们去美国又回新西兰了。我问顾城的姐姐“他老婆谢烨呢？”，她说谢烨也自杀了。她没说顾城是把谢烨杀死，他自己自杀了。

那还是比较吃惊的，觉得为什么这么熟的人，怎么突然会这样！

凤凰网：就您看来，死亡对于诗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很多诗人在诗歌中表达出倾心死亡，死亡与诗有种什么样的关系？比如类似与苦难之于诗吗？

芒克：我们那一批人年轻的时候，脑子整天盘旋着死亡。你看我早期写的诗就跟死亡有关系，那时候特别琢磨这种死亡的东西。我觉得人有一阶段对死亡的东西想得比较多。后来为什么觉得是天意？就是你自己下得了手下不了手的问题了。很多地方都有自杀，也许就是属于有这么一类人从性格上，从各个方面积蓄出来的问题。这个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人类的事儿无奇不有。

70年代初我们就接受西方的文化，我觉得学习到很多，包括美国画家的画。当时我们口头上要追求比较颓废的状态，其实那是精神上的东西，颓废并不意味着人彻底垮了。这种精神对你创作是有好处的。

我的颓废是建立在愉快上面的颓废，要是真颓废那就真完了，神经病、抑郁症……反正我觉得，只要你活着还是美好的，做一些事情还是有意思的。

凤凰网：但是，就算是对于诗人，追逐死亡并导致死亡，大多有直接前提的，比如顾城的死和海子的死；而另一些诗人的死似乎更为纯粹，比如戈麦的投河自沉。对于诗人之死，其直接原因是否具有偶然性？

芒克：诗人一直是一个特殊群体。中国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发展步伐确实是太大了，诗歌写成什么味道都有。诗人本身还是跟一般人群有点区别。你看写诗的人基本上比较简单、单纯的人多。实际上咱们不能要求每个人一样，为什么有人专门写阴暗的东西呢？因为作者是不一样的。情况不一样，而且当时身处环境受的打击状态也不一样，而人的承受力也不一样。就是已经到绝望了，或者觉得确实活着没意思就有人自杀。

到底根源在哪儿？是为了哪些事情？我相信都是不同的时期积累下来的。你要是不顺怎么都不顺，倒霉就成一个倒霉蛋了，最后终于承受不了。但他没有考虑到，他的离开给别人带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给自己亲人又带来一个什么影响。

人一个是活得高兴，另外一个是安全。咱们毕竟来讲，都希望过得比较安全，别出什么事儿。所以关于富士康的年轻人自杀事件，你说说，长这么大容易吗？这些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有什么事儿逼得你到这份上？我不理解，我没自杀过我也不理解自杀的人是什么心情，急了我不干了对不对？父母养你这么大不容易，起码你得为他们想一想，你死了，那他们一辈子都活在阴影里头，多么不负责任。活着的人在承受多大痛苦呢？我觉得这个太没道理了，我真是反对自杀！

芒克：我这个年纪还要什么理想？

凤凰网：作为一个巨大的背景，就您所体会的，到底什么是一九九零年代？在你的记忆里，70、80、90年代是怎样的？

芒克：70年代是唯一能展现喜好的年代，我们也没有想到后来是这个结果。1976年我才回到北京，农村物质条件还是很差。那时候我还比较幼稚，在诗歌上比较认真。但是七十年代是最重要的一个年代，因为1978年之后我跟北岛创办《今天》杂志，一下变得影响很大了，真的具体地做了一些事情。

80年代基本上是我作品最多的时候。现在回想都很惊讶，我哪儿有时间写东西？怎么写的？但是我写东西确实很快。基本上来讲，一部诗集我一般三个月之内肯定就完成，然后就玩儿。因为我朋友比较多，完了事就跟朋友一块喝酒。

90年代诗人们开始纷纷担任公职，我开始四处游历，了解各国的诗歌文化，基本上一年起码出国一两回。去的基本上都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荷兰，瑞典。这些比较富裕的国家基本上对中国的诗歌、文学比较有兴趣。

凤凰网：您现在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

芒克：不是。我这个年纪还要什么理想？都是知天命的人了。我也不是一个怀旧的人，我也不是对过去充满了怀念的人，我就觉得我总还有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比如想出诗集，这仅仅是一个偶尔的想法，起码有一个欲望，绘画成了我的一种工作了，我有功夫就跑过来画，因为它是一种谋生手段，我并没有把这个看得很艺术。

芒克一家（来源：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