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诗人面临没有现成道路的精神向度的探索

在纪念会会场里，悬挂着郭小川的年迈老友、老同事写来的祝辞，诗人贺敬之写的是“小川和他的诗，不仅属于昨天，也属于今天和明天”。守住艺术良知并在形式上不断探索，这无疑是郭小川能够超越时代的动力和表现。

“郭小川体现了在时代‘精神’发生畸变时期一个诗人所承受的冲突，也体现出他对精神的忠诚与对一个自身参与建设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诗人与一个时代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精神’与一个‘时代’之间关系的状况。诗人是时代精神向度的一个敏感的‘测震仪’。”耿占春表示。

在唐晓渡看来，任何一个诗人，语境是时代给定的，但个人与语境的关系，完全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在郭小川的时代，这种选择很困难，要做很多妥协，认知上也有很多盲区，有很多困惑、压抑。“一个诗人面对其被给定的历史语境，同样守住自己的艺术良知，他有在这两者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探索意向，形式上的锤炼，最后在语言的结晶中产生的成就，我愿意在平行的意义上来看他。”

如何处理自身与时代的关系，又如何保持自己的精神向度，这是任何时代的所有诗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混同于时代大合唱。郭小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即使在那种历史语境中，他仍然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应对。”唐晓渡说。

前不久，中国民间诗歌最高奖“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获奖诗人之一北岛虽然没有亲自出席，可由他夫人代读的致辞中所指出的当下诗歌创作存在的症结，得到了许多学界人士的共鸣:“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北岛所说的就是当下诗歌与时代脱节、与苦难经验脱节。”唐晓渡说，这个问题肯定存在，“但我希望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这种危机。事实上诗人们本身，至少我看到一些诗人在应对这些问题。”

在他看来，直面时代并潜入到当代人的心灵内部，当我们说这话的时候，不同的时代意味也不一样。“现在面临的是多元的文化、多元的精神世界、多元的价值，与郭小川那个时代不一样。在他那个时代，选择要少得多，而整个的语义场也是比较整一的。现在相对来说是碎片化的，比较具有整体性的语义场也不存在。现实本身是分裂的，诗人们对现实的理解都不一样，也很难用统一的语言去描述。对一个诗人的要求，从诗艺的角度，难度更大。”以翟永明的诗歌为例，他说，她的有些诗感受到社会的痛点，同时也反省自己的诗人身份，她表现出自我拷问和内心的游移:“我有什么资格去谈论这件事呢？”“她的态度要复杂得多。”

唐晓渡同时表示，我们的不满足是“对诗歌在与急剧变化的时代和它提供的可能性之间没有达到对称状态的失望”。他曾用“泥沙俱下”来形容莎士比亚、金斯伯格等人的作品给人“喷发”的状态感。“这种状态，可能海子试图追逐过，杨炼甚至一直试图追逐这种状态，用史诗的方式说出来的雄心，但作品到现在为止还有一种饥渴在里面。这种饥渴是说，诗歌本身所提供的可能性，其背后是民族文化在转型过程中的巨大的苦难曲折，层层叠叠被压抑下来的经验，希望诗歌能找到一种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而且是在美学上没有降格以求的情况下。”“诗人的才华、认知，他的穿透力，创造力、想象力，要达到一种综合的状态，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我们渴望有一个莎士比亚式的、弥尔顿式的人物出现，但我们还没有看到。”

而在耿占春看来，就今天而言，有许多“精神”，即有许多的价值意识，但失去了对时代的主导作用，换句话说，失去了社会实践功能。如果依然存在着一种实践性的精神生活的话，也不同于郭小川时代里的那种大规模的群体实践。如果精神向度既不是建造一个总体乌托邦社会的指导原则，也不甘于沦为无效的纯粹个体化的“内心生活”、即变成一种心理安慰的话，今天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条没有现成道路的精神向度的探索。

（文章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