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郭小川全集》出版座谈会召开，会议发言结集名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诗人郭小川90周年诞辰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上，学者钱理群在发言中谈到:“‘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话题，引起我的思考、感慨、追问，‘一个人’自然是指郭小川，这里讲的‘时代’，应该有两个层面，一是郭小川那个时代，一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于是，就引发了这样的两个问题:如何看待郭小川？他和那个时代的关系？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郭小川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

正如钱理群所说，认识和理解作为诗人的郭小川，我们无法脱离他所处的历史语境；在今天，我们缅怀郭小川，尽管所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如何应对时代”这一问题上，他仍然对当下的诗人及其创作有着借鉴意义。

“你的诗都用自己的铁锤，在自己的铁砧上锤炼而成”

“你从不会口出狂言，欺世盗名，你的诗都用自己的铁锤，在自己的铁砧上锤炼而成。”1977年，作家孙犁在“伙伴的回忆·忆郭小川”一诗中如此评价与自己同时代的诗人郭小川。“‘铁锤’与‘铁砧’这两个意象是对郭小川锤炼自己的诗艺的很好的隐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诗评家唐晓渡认为，郭小川对诗艺的精益求精，是一个诗人出于对诗本身的敬畏，他对诗歌是有自身要求的。

怀着敬畏之心的诗歌写作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而在郭小川所处的那个时代，诗歌与个人命运如此密切，密切到一首诗即可在瞬间关系一个人的祸福。“赶上诗歌为政治服务，后来成为规例，带有某种强制性，或者说被认可的强制性，整个大的氛围如此。在自己的感受和时代之间，在压抑不住的声音和事实上对他构成压抑的时代精神之间，他不断寻找平衡，而且找到了平衡，这本身是一种才能。在‘左’炙‘右’灼当中，他守住了艺术良知。”唐晓渡说。

诗人王久辛认为，在对中国古代诗歌经典的继承与创化，对民歌的大量吸收与借鉴，对外来新诗的学习与“拿来”实践的尝试与创新，也是郭小川诗歌的精神来源。

“尽管郭小川的诗歌文体对现在的写作没有起到范式作用，而且很多人在回顾自己的写作过程时，也并不认为郭小川对他有过多大的正面作用。但有两个尺度很重要，一是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他写出了什么；还有就是怎么写，在诗歌的可能性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他有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可能性。第二，作为一个诗人，在整个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是否有所贡献。”唐晓渡说，在强制性的语境中，郭小川找到了一条独特的既属于个人又与新诗发展相结合的路子，“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找到，郭小川是其中非常耀眼的。”他的《望星空》《一个和八个》《团泊洼的秋天》等都体现了诗人难得的诗歌才华，“并不是说要在诗歌史上给郭小川多么高的评价，但回头去看，他不仅是十七年，也是新诗史上不可抹杀的诗人。”

用学者王富仁的话来说:“郭小川在那个时代站了起来，成了一个虽然可以非议但仍然有自己的诗的诗人。”他认为郭小川是在十七年国家主义、政治主义、革命主义、集体主义的话语形式中表达着自己的激情，同时又在这种话语形式中进行艰苦的心灵挣扎的诗人。这样一个诗人也就体现了在那样时代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真诚的诗人的心灵状态。这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同时也带着那个话语形式的局限性。“我们现在的话语形式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当我们回忆那个时代的时候，我认为应该珍惜郭小川的那种真诚、那种诗人气质。”

对于郭小川创作中那些被今人认为是“应景之作”的作品，学者李洁非曾在文章中指出，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紧跟形势，总是积极地响应和配合党的工作，特别是‘斗争’的新需要，而且从其日记所述看，这种响应与配合并非应景行为，是发自衷肠。”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诗评家耿占春认为，郭小川的命运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在以个人自由精神为基调的社会伦理的抒情精神和革命改造世界的狂热激情的“蜜月式”的结合背后，存在着相互之间的分歧与误解。郭小川一方面是个带有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又是一个代表着革命权力对文艺界领导的战士，两重身份间始终存在着尴尬。一方面权力要求彻底改造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想象是包含着深刻的人道主义与自由精神的，他们将自己的人道主义和自由精神投射到对革命的期待、对一个新世界的期待之中。

然而，“对诗的忠诚意味着对这种难以彻底放弃的自由精神的忠诚，就像在他的《望星空》里所表达的。革命根本不需要‘望星空’这样浪漫主义的行为，不需要在社会与个人的情感生活中引进这样的参照系。它超越了革命的目标与视野。在革命开始过于贪恋其获得的权力的时候，当革命早已不是‘诗’的时候，这就是说，革命除了权力与支配的幻想，再也没有创造一个美好世界的热情，作为一个诗人的郭小川在困难的语境中继续渴望提纯一个诗人的情感: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投入革命中的那份想象与热情的自我回收。”耿占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