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学者蒂亚·森是第一个提出“剩男”问题的学者，在1990年他就提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正逐渐引起人们的忧虑。许多“多余”出来的男孩子们，因为贫穷而没有固定的性伙伴和家庭，所以他们需要用逛妓院或者同性恋的方式来解决性需要。更耸人听闻的是他的另一个观点。根据他的计算，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4000万的男性因找不到老婆而成为剩男，这相当于整个大洋洲的人口数量。   

    无独有偶，2004年5月，美国杨伯翰大学的瓦莱丽·赫德森和英国肯特大学的安德烈亚·博尔合作出版了《剩男：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他们在该书中指出，在亚洲，因为种种原因将导致这样一种局面：拥有金钱、技能和受教育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会在社会经济底层形成一个剩男阶层。在中国和印度，到2020年，剩男将占到年轻的成年男性人口的12%至15%。这两位学者还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一些人生目标。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在2004年7月19日也以“我们的安全是否被‘太多男人’威胁？”为题，举行了一场研讨会。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究竟男女性别比例与政治安全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专家的支持，马丁·沃克2006年3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推测说：“到2020年，中国的剩男很有可能会认为，发动战争，并在光荣的大义下死去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关于这篇文章，得到更多的是质疑。美国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乔舒亚·戈登斯坦对其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他在《泰晤士报》撰文批评这篇文章的“证据并不能支撑结论”。他认为，将男性过剩同暴力联系之前，需要对男女性别比例不同的各种国家进行系统研究。“我不相信有人曾系统的、在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中检验过这些观点。”耶鲁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卡罗尔•恩贝尔也表示同样怀疑。他指出，简单地根据“剩男”的数量作出社会暴力化的预测忽略了一点——男人的暴力倾向是社会造就而非天生的。   

    在《剩男》这本由美英政治学研究者合著的书中，中国的“捻军起义”被作为“剩男”引发灾难的典型例子。在19世纪的中国北部，由于干旱引起了灾荒，生活的困苦使很多百姓选择杀死女婴。据一些欧洲学者的统计，当时中国北方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29:100。后来，这些找不到婚配对象的小伙子聚集起来开始闹事，最终控制了一块领地，竟然统治了600万人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太平天国起义余波的“捻军起义”。   

    由于接触的资料有限，外国人可能不能精确地估算当时的性别比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可能是在想象历史。据我们现在所能掌握的信息，19世纪中期的男女性别比例是在103～110的区间之内。但是，男女比例失调是晚清以来一直就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历史上，中国人选择男孩的现象由来已久，过去没办法确定腹中胎儿的性别，所以中国从战国时代起，就有溺死女婴的习惯。   

    当时人们溺婴的最主要原因是贫穷。下层人怕养不起，上层人家也把彩礼、嫁妆当成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一直到清代，还存在因为嫁女而破产的人家。但是，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对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一直都不很重视，对于民间溺杀女婴的行为也只是道德上的约束。而对于当时的男多女少问题，关注的人大多是民间绅士，当然，他们也只是呼吁一下不要溺杀女婴，保障人口的性别比例平衡。   

    到了现代，男女比例不平等的状况，开始引发一些巨大的社会问题。在人为干预下的男女性别比例过大，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婚配不平衡，女的都要找富有的上层人士做丈夫，社会地位最低、最贫穷的男子可能会娶不到老婆，最终剩下的部分是最底层的。这种人的大量存在，必然会给社会生活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2001年，中国不再把同性恋划归为神经疾病。西方的学者对中国的“剩男”问题做了这样大胆的设想：随着同性恋在中国的逐步公开化，中国的大都市有可能成为著名的同性恋之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教授黄荣清反驳道：“历史学家对古罗马的研究显示，当时不存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但成年男子常常同已经过渡到青春期但尚未进入成熟期的少年发生热恋，所以，同性恋的产生与男女比例失调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2006年2月28日，《华盛顿邮报》为中国和印度的剩男问题开出了“药方”，说是要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把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女性派到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工作，从而使她们在中国成家立业。但在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通过跨国婚姻和女性移民来解决女性人口的短缺，除了双方素质不对等的问题之外，显然在数量上也是杯水车薪。要真正解决中国的超男问题，还需要中国人自己转变观念。虽然观念的变化相对于经济现象来说是滞后的，但最终将有一天这种男性选择偏好最终将会得到改善，尤其是在城市里。   

    有学者指出，剩女是大城市病，是社会浮躁，城乡、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体现。而大量剩男的产生，是城乡发展割裂、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未改变的产物。如果城乡裂痕加大，社会更加浮躁，将不只会产生大量超男剩女，还可能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这种观念，他们认为剩男剩女只是现代性社会的新生现象，它代表的只是人们观念的变更。不过，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研究剩男剩女，不是本书的主题。在接下来的篇章里，我们只是从一些个案出发，以新闻话题和采访实录的方式，近距离地观察一下这个群体，同时探讨一下现代人情感和心灵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