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与“士节”

2012年06月19日 23:08
来源：红网 作者：曹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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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公知”的微词不少，说他们貌似公正博学，以评判天下为已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纲启蒙责任，实则摇摆不定、肩膀不铁、骨头不硬，令人大失所望，网络舆论甚至骂之为“母知”。且不说这种评价是否包罗了所有的“公知”，就其症状而言，其实也只不过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老毛病。

所谓“公知”，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原本是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所著《公共知识分子》一书里提出的，指的是美国当代社会出现的在自己专业范围之外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人。波斯纳只是提出了在当代美国和西方社会出现的“公知”现象，并批评了他们的种种毛病，而对于“公知”的精神，则是我们国内的媒体首先提出并倡导的。2004年中国《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说这些先生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他们是否堪当此评姑且不论，就这定义本身的内涵而言，也不过是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士”的精神而已。这名词儿看起来挺有现代民主和“精英治国”的味儿，其实中国几千年来，就是按照儒家倡导的“士”的精神来培养和要求所有读书人的，可以说中国最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

大家知道，当年孔子办学的培养目标就是“士”。他的学生精通“六艺”，当然就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带着一群研究生游说各国，也就是“进言社会”，他自己担任鲁国国相并号召大家都“学而优则仕”，无疑就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而后世儒家在《大学》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明确了“士”的人生道路和社会职责。至于“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也就是所谓“士节”吧，这个问题孔老夫子不大讲究，后来孟子是特别强调了的。孟子说“士”就是“无恒产而有恒心”，就是是“士”要超越实际利益的考虑，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保持独立的人格。他还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甚至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的“弘毅”高度，超越了人的生命价值，只是后世和今世的人们大都只尊孔而淡化孟，故意把“士节”的问题忽略了。其实，把孔子的“肉体”和孟子的“骨头”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士”的形象。特别是后来一些忧国忧民、探求真理、追求社会正义的精英之士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里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表达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历史使命。

中国几千年来都按“公知”的要求培养读书人，在古代不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是如此，在现代划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其精神价值和文化传统也一直在发生影响。可以说，“公知”精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价值目标，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是一种优秀文化传统，但问题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我们的儒家精神包括传统文化，或者说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老毛病，那就是话儿吹得牛逼，而在实践上却往往是另外一回事。且不说“士”一旦“仕”了，即便是原来有点“公知”的也大都“母知”了，就是终身不“仕”或不得“仕”的人，能坚持“公知”的读书人在历史上也屈指可数。春秋战国时代的“公知”倒是不少，他们吵吵嚷嚷、“百家争鸣”，一到秦始皇一统天下，来了个“焚书坑儒”，从此大家都“母知”了。当然，后来汉武独尊儒术，儒生们又有所苏醒，而汉代乡举和隋唐科举更使整个官吏大多由“士”来担任。然而“仕”里面大都被宫或自宫成了“母知”，能保持“公”性的“死谏”之臣和革新变法之士虽屡屡不绝却寥寥无几，大都奴颜卑骨“母”得可怕。而在野的“士”虽然也喜欢牢骚牢骚，写点诗编个故事什么的，根本算不了什么“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而且“文字狱”一来就屁滚尿流，真正像“东林党”和李贽那样没有几个，留下“侏儒”和“犬儒”骂名的倒是不少。到了十九实际末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国经历了自“百家争鸣”以来更深刻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中国传统的“士”逐渐变成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确实出现了一些肩负起用民主与科学唤起民众的“公知”，但是即便是在外来思潮强烈冲击之下，真正“铁肩担道义”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凤毛麟角，“假洋鬼子”、“卫道士”和“乏走狗”却欺世盗名，侏儒和犬儒也至今不绝于世。至于以后的情形大家都明白，这里不必多说。值得扪心自问的是，在中国知识分子整体进入炼狱的历史岁月里，我们有几个人真正保持了“士节”呢？又有多少知识分子趋炎附势丧失天良呢？在中国有没有人堪称“社会的良心”呢？所以总起来讲，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虽然“士”了几千年，却总是“士”不起来，也就是“公知”不起来。

那么，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思想大解放的众声喧哗之后，又一次遇到了因互联网而带来的自媒时代和文化多元的历史契机，一些不甘寂寞的专业知识分子又以关心公共事务和肩负启蒙民众的使命走向舆论前台，而新媒体时代又使专家学者的头衔能够迅速变成文化资本，于是“公共知识分子”就作为一道新概念作文题标榜出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弄出一个“公知”的新名词儿，是不是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公”起来呢？事实已经证明未必。美国学者波斯纳已经强调过，公共知识分子不仅含有具备学识的应有之义，还应包括作为表率的人格修养和强烈的社会关怀以及批判精神。纵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明知要“公”却“公”不起来，“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倒是次要的。你以为精通儒术就能“士”吗？非也，你以为“弄通马列主义”就能做“革命家”吗？非也，你以为懂得“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就“公知”了吗？非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公”不起来，如今一些号称“公知”的人又被骂为“母知”，主要原因并不是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不是因为他们学问不大、事理不明，而是因为缺乏“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正直人格，缺乏“士节”。想一想历史上那些侏儒和犬儒的模样，看一看当今某些“公知”的“母”像，无论是小骂大帮闲还是嘴硬骨头软的“意见领袖”，还是坚持“立场大于真相”而不惜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丧失良知的专家教授们，有哪一个不是虽然满腹经纶而肩头却担不起公正和道义呢？而要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老实说，肩膀和骨头又是最重要的。当然，肩膀和骨头毕竟是血肉之躯，压抑太久至酷，是否会扭曲变形而至残疾、而至基因遗传，也应在考究之列。

从“士”到“公知”的文化传承和时代变迁表明，“公知”的精神是伟大而且应当与时俱进的，“公知”也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唤，他们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绝不是换上一个新名称就可以改变的。联想到历史上“士”的悲剧、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当下有些“公知”变“母知”的教训，我们不能不认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及至我们的民族劣根。老实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恐怕关键还是由我们自己的良心决定的。所以我建议时下那些以“公知”自诩的先生们，还是少拍肚皮多摸摸自己的良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