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岁周有光：担忧“说假话”的危机

“你写错了一个字”

中央文史馆馆员资中筠的父亲、著名银行家资耀华曾是周有光的同事，不过资中筠与周有光的第一次见面却还是前年的事情。

当时，周有光注意到了资中筠写的文章，就委托儿子给资电话，要求见面谈一次。资中筠回忆：“去了之后，我才真的知道什么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和我谈了两个钟头，滔滔不绝，他的精神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晰，把我很多迷茫和困惑不能说完全，也是部分地解决了。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智慧之光。”

在这次谈话中，周有光告诉资中筠，“你是无神论者，我也是，但我有信仰，我信仰的是人类的发展规律，人类必然得这么发展，你要是走错了路，你非得走回来不可。中华民族就曾经走错了路。”周有光还说，“改革开放是一只脚走了回来，另一只脚还没走回来，早晚还得走回来。”

资中筠说，周老的乐观情绪给我的悲观情绪投射了一些亮光，“不能说完全扭转了我的悲观情绪，但使我在考虑问题时上了一个台阶。”

更令资中筠惊异的是，很多现在小青年知道的小八卦，包括当时正在网络上流传的事情，百岁老人周有光都知道，而且还很有兴趣。资中筠说，百岁老人多，百岁之后还有这样的智慧，能够照亮那么多人者少。

周有光也一直关怀后辈章立凡，也很注意看他写的文章。有一次，周有光特地让儿子周晓平给章立凡打电话，告诉他：“你写的文章中，其中一处重庆的地名写错了一个字。”这通电话令章立凡大感意外。

老而弥坚的“启蒙队长”

诸多学者频频引用周有光的一句话是：“不要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而要从世界角度看中国。”

在观察中国近年来的思想文化现状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发现，中国的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一批老知识分子，而不是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撑起了新启蒙的旗帜，周有光就是其中的一位。

对于这一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刘志琴给出的解释是只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才会最先觉醒。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给出的解释则是，一个人欲望太多，就没有自由了，“人老了，清淡了，反而自由了”。

除了语言文字上的专业成就，在昨天的座谈上，与会学者更多地谈及了周有光晚年在思想启蒙上的贡献，尤其是百岁之后连续出版的三本著作：《百岁新稿》（100岁时出版）、《朝闻道集》（104岁时出版）和《拾贝集》（105岁时出版）。

协助周有光编辑了百岁之后多本文集的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张森根记得，即使以周老的声名，《朝闻道集》在出版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阻碍，“先后有三家出版社不敢出版，最后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只是现在依然不敢加印，以至于这本书盗版大量出现”。

“细心的读者会发觉，周老在‘自我扫盲’中写的文章，不仅是明白晓畅的科普，而且都触及社会的大处，时代的高处，人生的深处，历史的奥秘处。字里行间弥漫着对科学和民主的执著追求。”张森根在《朝闻道集》编者前言中写道。

张森根说，周有光是亲身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一代学者，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

周有光晚年回忆：“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有几个概念，一个概念是要搞白话文，一个概念是要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五四运动是老师引导我们，出去反对帝国主义。……我到茶馆去演讲，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我演讲，看不见我的人。我个子长得慢，当时很矮小，一个客人就把我抱起来站在桌子上面讲，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

周有光说，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德先生”、“赛先生”是完全正确的，之后要抨击“五四”，这是错误的。经过仔细研究，周有光发现，“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不是“五四”时期提出来的，而是后来提出的。

张森根和周有光晚年曾有过很多交流，周有光曾诙谐地跟他说，“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一块的，你怎么能只给“赛先生”发护照，而一直不给“德先生”发护照呢？不可能的。

在和张森根的交流中，周有光曾对中国人的“说假话”危机很担忧，言语间周提及“如果一直说假话，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张森根说，这不是周老原话，但是周老要表达的意思。

周有光的忘年之交、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秘书何方曾问周有光，在讲真话与讲假话上能不能含糊一点、模糊一点呢？

周有光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不能和稀泥，真就是真，假就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