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对逝去的大师应给予学术定位

2012年06月01日 00:02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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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了九月三日《社会科学报》第八版张闳先生的《学术和文化的看门人》一文，泫然欲涕，禁不住要在张先生的启发之下也说几句心里的实话。我深感张先生这样的文章是敢于说实话、抒真情、不可多得的作品，我佩服他对当前文化界的事情看得清、说得透，不作浮词套语、八股文章，这样才能对于大家有益，有所引导。我想起清晚期诗人龚自珍的一首诗，他写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居一格降人才”。我爱读这首诗，至今每一重诵，还是禁不住击节叹赏、感慨万分。但我又想，人才虽说是由天降，然而要能使那万马不再喑哑而振鬣长鸣，这就不能全把责任诿之于天公了。古人有言：天得其时，地尽其利，人尽其才，这样才能富国民强，臻于大治。可知，人才纵然得到“天公”的慷慨施舍，降下了千千万万的良材美器，如果他们的材、器都得不到施展、发挥的正常而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则这些可惜可贵的材、器也不过是仍归“空降”一场罢了！每一思之则不由自己、悲从中来。

季羡林偕任继愈二位老人辞世而去了，他们都是我中华民族的菁英，他们逝后全国上下深深悲悼，哀荣备至；然而，我在此要问上一问：像他们这样的民族菁英，是否已经“尽”了他们的真才？我看未必吧。我只举一点：群众各界给季老一个简洽的尊称“大师”二字，有些意见还不表赞同，认为季先生还够不上“大师”的品味等级……云云。这样的问题应当怎么回答？就值得我们都来作一番深长思了。

我想，称不称“大师”的问题还应该从根本上来思索一下，何者为“大”？何者谓“师”？比如，乾隆的宠臣和珅他是怎样得到乾隆的喜爱和任用的呢？原来，他对五经四书“熟烂”于胸中，就连“小註”都背得出，所以乾隆才特别赏识于他，以至让他掌握文化大权……。然而，有谁会说出一句“和珅大师”这样的话语呢？！若明此理，则你绝对不能去要求一位德高望重的一级学者都能背出十三经小註的一切文字来，因为那个“大”不是这个背诵死文字的本领。然后再说，什么叫 “师”？教给小孩子1+1=2当然也是老师，当然这没有问题；但九十八岁高龄的季羡林作了一辈子学问，说出了那么多别人不会说、也不敢说的良言嘉话，他就可怜的连个“大师”二字的资格也够不上？我每一念此，心中无比难过。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我所素来敬佩尊仰的同辈或年岁略大于我的几位师友如：钟敬文、钱钟书、启功、张岱年、朱家溍……这些位老学者次第相继作古了，每失一位师友我都深感我们文化界便增加了一分荒凉萧索之感，心里不是滋味，但又难言以表，这该怎么办？但这次季、任二老同日而去，给我的精神打击实实在在地是比上述诸例更加深沉重万分了，这是一层。于此相关的另一层就是二老辞世以后，媒体上的追思哀悼文词表现虽不能说全无，可是我要直言一句：这太可怜了！我没有能找到哪一篇对二老的真学真才到底如何说出一些切重要害、入木三分的评赞之词。是他们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可称可赞之处？还是我们根本看不清也道不出的原因呢？我们这些后生末学临到这一关口对二老身后的追悼文词是否还应比这更丰富一些，高深一些，深刻一些，才合乎我们这个文化古国的身份和品味呢？对于媒体上所能见到的追思二老的文章只有那么一点一层，于是，我那种荒凉萧索的感觉就又加深了不知几倍。我行文至此已然不会运用我的这点儿可怜的文词来表达我内心的悲感。

--正因此故，我拜读了张闳先生的此文才振奋起来，莫谓天下无人，莫谓天下无文，只是我见闻寡漏无缘得见而已。然后，我们想一想什么才叫“师”，是仅仅指在学校课堂里给学生们讲课授业的老师们吗？当然不是，是指人品、学问、道德文章都足以为大家的师表。师者不是居高临下，训人责备，而是领路引途、淩发智慧，或者是立新思、树新风、开发新世纪，走在历史的最前面。如，季老提出对于“西化”的思潮应该改换路向需要“东化”了！这样鲜明而简捷的口号旗帜，除了季老有谁曾提出过吗？若是没有过，称他一个“师”字难道就算过份了不成？又如，有些人一提起胡适就如此云云，如彼云云，借以显示自己比胡适高明等等之类，唯独季先生敢写出《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那样的文章。又如，“考证”一词早已成为人们讥笑而又害怕的一种东西，一提起它除了奚落挖苦一番，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不敢沾上一点小水珠儿，而季老则在介绍良好必要的读物时举了三种中外的考证书籍，他表示：我读这种考证书是一种无比的学术享受，获益匪浅……请你听听！多年以来，除了季老之外，有谁发出过这样一种学术呼声吗？所以我敬佩季老，是我真正的师长。他给人列出应读的书中，居然把《红楼梦》和《世说新语》都举于前列，他不仅是一位大师学者，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我们劳动了“天公”抖擞而降下来的作为“九州生气恃风雷”的人才，是一种最为宝贵的“能源”，它比石油、矿产、核能等等能源要贵重得多，那些有形的实物能源你可以用货币财富去买得到，但这种“生气风雷”的无形能源是不易得到的。这种无形而更加宝贵的“能源”却不知利用，不知“人尽其才”，这是最大的能源浪费，它紧密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命脉生存。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如前面所述，所以我有一个冒昧的想法：应由国家正式颁发给他们一个学术荣誉称号，这样可以鼓励年青一代，后起才秀能够更自觉向上流奋进，而这样才能使人才不致损失浪费，这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季任二老与世永别了，他们的才到底尽了没有？这很难确切估计，但我有几句拙言供大家思考，我在《人民政协报》7月20日上发表的那篇追悼季老的拙文中，引他手札开头便说：“大札奉悉，如从天降，喜不自胜，非空谷足音所能喻也。先生所论，多与鄙见相同，十分钦佩……”这几句话充分反映季老的孤独寂寞的心情，份量奇重，非同泛泛之言，他太缺少共识共语之人了。又一例，任老是思想哲学大儒，但他却不辞辛劳到我这小舍来晤谈，而谈话的内容却是围绕《红楼梦》这部小说，这个事实大约是世人难以想象的吧？你怎样解释这个现象？没有别的，就是和季老一样在学识上孤独寂寞，缺少共识共语之友朋，这不是一件小事。记得往年我向好几位媒体记者说起过，我们几个上年纪弄学问的人虽然同住京城，但是几年也难得一见，我们都深感孤独寂寞，希望有关单位关注这个现象，若创办为老年学者定期会晤的条件，让他们有机会交流切磋，是会谈出若干有价值的文化问题，而这种价值未必很微末。众记者都感动而主动地说：这确实很重要，我们可以反映一下……我听了高兴极了，满怀希望能听到下文，但没有回音。我在此冒昧再次进言，如能试行一下，那真是文化学术之荣幸。

周汝昌2009.9.7.白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