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学者周岭评周汝昌:筚路蓝缕 空前绝后
学者周岭
凤凰网文化讯 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5月31日凌晨1点59分于家中去世,终年95岁。著名红学家、87版电视剧《红楼梦》编剧周岭在接受凤凰网文化独家对话时说,周汝昌不仅是学者,也是个道德前辈,这是值得当今学界反思和学习的。周岭感慨,“周老随便拎出一块儿来都是大家”。以下为对话实录:
他不仅是学者 也是道德前辈
凤凰网文化:您是什么时候得知周先生过世的消息的?
周岭:31号的晚上。我那天刚从北京离开,一下飞机就接到了侯耀华发来的短信,说周先生去世了。哎呦,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周老之前身体、精神状态都不错、都很好,怎么突然就……我非常悲痛,周老对学术界贡献非常大,他的去世绝对是一大损失。
凤凰网文化:您之前和周先生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么?
周岭:有啊,很多。我写87版《红楼梦》剧本的时候,周先生对我帮助巨大。他当时是剧组的顾问嘛,他是实实在在的顾问,不是只挂个名而已。我那时候是写一部分送一部分,给他看,可以说他是最先看到剧本的顾问。而且他非常认真,一字一字的审阅,然后提意见,意见非常宝贵。他非常重视以红楼梦为题材的改编作品,这点是和很多人不同的。当然周先生在这里也生过气,他的有些意见剧组并没有听,但这正说明了一个学者的认真,后来我自己做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的顾问时也是这样。
凤凰网文化:根据您的接触和了解,怎么评价周先生?
周岭:我想周老有这么几点。一个是他非常注意加倍好学,虽然他30多岁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很吃力,但是他还是一直坚持,到老都在学习,这非常难得。他对年轻人也很热情,有问必答,这一点我是感受很深的。再有一个周老对学问认真,一点不含糊、不虚与委蛇,我们且不管他的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但起码他不是当面说好话的那种,从不遮遮掩掩,尤其对学问,想到哪说到哪,也因此有人对他不理解。第三个的话,我认为周老在红学界是唯一一个诗写的好的人,可以说最好。他不但是红学的泰斗,在古典诗词等领域也是。他不光研究,还能写,这样的人不多,搞研究的人很多,但不一定能写的很少。
我记得30多年前,在济南,开一个全国的红楼梦研讨会,我写过一些诗给他,算是跟周老有过一些筹觞之作吧。周老那真是才思敏捷、倚马可待。他跟老伴儿开玩笑,让老伴儿随便指,指什么诗马上脱口而出,而且符合格律,是真正的诗,这不是老手做不到的,我想这一个是来自他的天赋,一个是正规的教育,一个是他自己多年的努力。所以我说,周先生随便拎出一块儿来都是大家。一般学问人都容易陷入读死书,越来越被自己固化住,周老不是,他聪明、风趣、直率,不仅是学者,也是个道德前辈,这在当今学界越来越少见。如今学界叫人诟病的学者太多,人云亦云、墨守陈规、犬儒主义、附庸风雅。所以,虽然老人自己要求后事从简,但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必须要纪念一下,我已经决定提前回京,联系朋友举行一个纪念活动,也借悼念周老的机会,对一些错的事情进行匡正。
他是开拓性的:筚路褴褛 空前绝后
凤凰网文化:您觉得周先生对于红学界以及红学研究的独特意义是什么?有人说,周先生的去世标志着红学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如果让您来总结这个时代,您会怎么概括?
周岭:我觉得周老他不是承前启后的作用,而是开拓性的,筚路褴褛、空前绝后。在他之前,很多很多红学研究是零碎的、不系统的,很多人认为第一个系统的是胡适,但胡适不是专一研究红学的,而且并未深入下去,他主要是把治经的方法引入红学研究,这是他最大的贡献。真正深入下去做了巨大贡献的是周先生,《红楼梦新证》承接胡适的研究,但比胡适的成果要多得多。在此之后的红学研究,都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开展的,或者至少是受了一些启发,就连冯其庸先生都说《红楼梦新证》是红学研究绕不过去的一部书。周先生以后,对红楼梦的研究只是在细节上更加进步了,但是范围并没有扩展多少,仍实在周老奠定的范围之内。新成果当然也有,但不多。
凤凰网文化:您刚才也说到,很多人的红楼梦研究都是沿着周先生开创的道路。那在您自己的红楼梦研究经历中,周先生对您最大的影响或者说启迪是什么?
周岭:首先我最先接触的当然是原著,也看过俞平伯、胡适的论著,当然还有周汝昌先生的。俞和胡的贡献大,但比例小,而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则是看材料、看方法,学习他的方法和利用他提供的线索去发掘资料,高度重视方法和证据。
后来认识周先生以后,我就经常见面请教,周老不仅从扎实的学术基础角度指导我写《红楼梦》的剧本,就连我研究曹雪芹也得到了他的帮助,很多红楼梦、曹雪芹研究的提案就是他在政协上提出来的。
再有就是对待学问的热情和严肃认真的态度。1982年 一次研讨会,当时我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论文,周老在会前拿到以后很快就看完了,要知道他不是只看这一篇啊,结果他一见到我就指出了文章里哪些地方同意哪些地方不同意、需要补充的材料和指出靠不住的材料,后来我修改以后,这篇文章一分为五,发表在五个不同的地方。
但最重要的还是治学的方法和证据。现在很多人不讲证据,结论先行循环论证。当然有人会提出反驳,说周汝昌自己有些观点也很大胆、很新奇。没错,确实如此,但我佩服周老的勇气,他不是墨守成规,敢提新观点,所以他年轻时敢质疑胡适在曹雪芹卒年问题上的观点嘛,他的这个质疑开启了一个命题的讨论,到现在这个问题虽然还没有定论,但基本上有了三种说法。他是真正继承了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且既然是论辩就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激烈是可以理解的,但只针对学术而言,现在很多学术观点最后变成了人身攻击,我觉得非常可惜。
学界需要补课 “甄嬛”值得学习
凤凰网文化:周先生成名在民国,现在很多人都包括学界都开始怀念和讨论民国学术的辉煌,您觉得为什么民国时期我们的学术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
周岭: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不光是学术,艺术也是如此,你看梅兰芳解放以后演过什么好戏。其实学界的辉煌绝不只是框在民国时期,从清朝的乾嘉时期就开始了,民国实际上是秉承了乾嘉学派的精神和方法,补充的是作为资料的新的发现。从乾嘉到民国,我们其实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式学术研究的方法和风气了。我想关键在于思想的自由和宽容,尤其对学术思想,不设禁忌。解放以后,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思想钳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沦为一句口号,实际上是一家之言,所以连红楼梦的研究都只能存在阶级斗争一种说法。周先生呢赶上了民国的一个尾巴,但是他的主要成果都是在民国,教育也是民国的,是完整的。我们这代人就不行了,不是完整的,像我68届高中怎么可能完整,而且受的是一种思想教育,我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接触真正的学问的。
凤凰网文化:您对于周先生之后的红学研究有什么看法?
周岭:首先,系统性、全面性、开拓性应该是比不了了。第二,能和《红楼梦新证》抗衡和接棒的专著到目前为止还没出来,当然这不是说红学界没有成绩,只是还没到达那个高度。希望将来将来能有新材料发现,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出新成果。除了新材料,我们还必须回过头去补方法课,重新研究乾嘉以来的治学方法。现在胡说八道、胡思乱想的东西太多,没有学问不要做需要学问才能做的事情,这样才能使红学研究开创出新时代。第三,学界应该把精力放在创作中研究是为了学习,是为了站在巨人肩上做出更多创作的事情。最近《甄嬛传》挺火,我还没有看过,但听说作者从小喜欢读《红楼梦》,从《红楼梦》中吸取了大量技巧,所以才有了甄嬛热,这个女孩值得我们学习,我一定找时间好好看看《甄嬛传》。还有,学红楼是为了传播红楼,这就要靠大量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改编作品,这些作品要引起学界注意。这么多年,学界不重视,是个耻辱。一个好的改编作品比炒冷饭不知好多少,这应该成为红学发展的一个前途,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下去没有任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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