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理中用派红学

2012年06月01日 16:29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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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理中用派红学：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到吴宓(1894—1978年)1920年发表于《民心周报》的《红楼梦新谈》，是西理中用派的代表性文献。王国维是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shchopenhauer，1788—1860年)的悲观主义作为阐释《红楼梦》悲剧性的理论坐标；吴宓则是将西方的文艺理论同西方的小说作品整合在一起，作为阐释《红楼梦》主题及人物形象的参照系。

清代索隐派曾提出《红楼梦》“色”“空”观念论点，如光绪二年(1826年)刊晶三芦月草舍居士的《红楼梦偶说》中说：“浮生若梦，《红楼梦》一书之所以名也。”其主旨即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从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出发，将《红楼梦》定性为悲剧文学。他认为：“《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悲剧的根源在于“欲望”得不到“实现”而产生的矛盾与“痛苦”，这样便要寻求“解脱”之道。他认为“解脱”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金钏之堕井”“司棋之触墙”；一条即为贾宝玉、惜春、紫鹃所走出世道路。王国维认为：“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而只有“出世”解脱，才是具有“自律”意义的“解脱”，而《红楼梦》的“价值亦即存乎此”。可见，王国维给予“出世”在《红楼梦》中的意义以何等之高的地位和评价！

鲁迅同王国维各人依据的理论虽然不同，但在对《红楼梦》悲剧性的理解上，却是如此的一致。他在《＜绛洞花主＞小引》中作出这样的论述：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只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未必与作者本意相悬殊。

李辰东的《红楼梦研究》则直接继承了王国维《红楼梦》出世悲剧观念，他写到：王国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里，认为这部书的精神和价值，在其指示人生一种解脱的道路，确是的论。人生与苦痛分不开的，意志愈强，则苦痛愈多，文明愈进步，则苦痛也愈繁复。

李辰东并且将《红楼梦》的出世悲剧同曹雪芹的创作思想联系了起来，他说：曹雪芹既由经验里认识了人生不过是一梦而巳，自然而然产生出达观的思想。再看甄士隐解释《好了歌》的言辞，更可了解他对人生的态度。

张天翼在《贾宝玉的出家》中，以作家特具的敏感透视出贾宝玉出家恰恰是他的人生之必然选择。他说：可是一会儿就把这双眼睛闭上，另一双眼睛来看理想界，他马上也就另换了一个态度，只见妙相庄严的在那里说法，告诉我们“——只要一出了家，就自然而然的会断惑论理：这是破除烦恼障的不二法门。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史任远为《贾宝玉的出家》所写的《序》，他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上揭示了贾宝玉出家的历史必然。《序》中阐述：

假若曹雪芹时代(无论如何，他应是一世纪以前的人物)的我国社会也有象十八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产生，他一定不会送宝哥哥出家，也许将宝哥哥写成一位浮士德，或写成一位唐·琼。……我们的社会进步比欧洲落后了至少两百年，而曹先生自己出身其中的一群人，确巳腐烂不堪了。

立足于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皇权专制统治的社会本质上看问题，季新的《红楼梦新评》正是从这里论证了《红楼梦》的出世性存在的根源，他论述道：

中国之国家组织，全是专制的；故中国之家庭组织，亦全是专制的。其所演种种现象，无非专制之流毒。

想雪芹于此，有无数痛哭流涕，……可惜雪芹知此制度流毒，却未知改良之方法，以为天下之家庭，终是如此，遂起了厌世之心，故全书以逃禅为归宿，此亦无怪其然……。

太愚(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宝玉的逃亡》，同样认为出家为小说之必然结局：

宝玉的逃亡和黛玉之死本是构成悲剧主题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分别看来，黛玉之死是纯为了恋爱之失败，宝玉的逃亡是出于整个人生之勾灭。黛玉死，才说明了她对现实人生之执着；宝玉出家，才说明了他对现实人生之厌倦、扬弃。黛玉之死，为着不胜于自己的苦痛；宝玉出家还为了不堪其对人间之悲悯：一个是被无奈而就死，一个是有意去寻求解脱。

这同王国维所说：“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又是何等的契合啊！

至于1954年3月号《新建设》上，俞平伯在《红楼梦简论》文中所说《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这只不过是在各不同学派与不同观念上，所存在着的互渗同一律之生动证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