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要告诉我们什么

在一些港台影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警察面对记者时的那句经典台词：“无可奉告”。政府面对媒体时的反应多是回避和搪塞，那么媒体变成发言人，又会如何呢？或许正是凤凰网文化频道这两本访谈集的名字--有可奉告。媒体的职责之一，就是将名人的所思所想“奉告”给读者。

所谓文化的范畴很广，文化频道采访的人也多种多样，哲学家有汤一介、傅佩荣；作家有苏童、严歌苓；社会学家有郭于华、廉思；舞台剧导演有林兆话、田沁鑫；音乐从业者有宋柯、黄燎原，各种经历、各种思想呈现在了一本书中。

有人瞧不起记者的工作，事实上如果没有好的记者，没有好的问题，就不能引发被采访者有深度的回应，更不会有眼前这两本《有可奉告》的问世。凤凰网文化频道的几位编辑甘心在书中删去自己的痕迹，使对话体的访谈，变为一本更容易让大家阅读的口述。这在当今很多记者将访谈集堂而皇之地署名自己“著”的时代，真的是难能可贵了。

在这两本访谈集，或者说口述集的腰封上，除了艺术性的印满被采访者的名字外，还有一句让我心中微微一颤的话：“发声与言说本身即是一种态度”。翻开书，一篇篇文章看下来，各位被访者果然言辞锐利，他们不管是对社会，还是对自己身处的行业，都有自己和思考。文学评论家朱大可直言莫言“大多数长篇，冗长而粗糙”，而在面对政治时表现出“妥协、多重人格和诡辩逻辑。”

一个学者在自己领域内发言常常游刃有余，能直指要害。但如果面对公共话题，他们又持怎样的一种态度呢？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在书中说，他时常离开自己的文学领域，去发表言论，那时他“就不是作为一个教授，甚至也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只是去尽公民的责任，我所有的意见都是作为一个纳税人提出的，我有这个说话的权利。”与许先生一起主持锵锵三人行的梁文道也主张“越界”，他对凤凰网文化频道的记者说：“我们公共生活的界本来就不是那么稳固的。公共生活的舆论，叫做公共舆论。公共空间的言论本来就应该挑战各种界限的存在，应该穿越他们。”梁先生说的没有错，不过如果在讨论一个具有知识性的跨界问题时，还是要慎思慎言。如梁先生谈智利和皮诺切特后，就被铅笔社的一些经济学爱好者所非议。

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在发表言论时不得不被各种禁忌桎梏，这时就如汤一介老先生说的，“我们常常是要妥协的，不妥协就没法说话了。本来我们还可以说一点点话，假如我们要真正做到不向非真理、半真理去妥协，那就一点话也不能说，所以良心就常常受到责备了。”

知识分子有发言的资格和欲望，那普通人就只有沉默吗？当然不是。关注底层的郭于华教授就谈道，“我们为什么说苦难有一种力量？苦难有没有力量，取决于它能不能进入历史，也就是说它能不能讲述出来，能不能被记录下来，能不能被我们思考。”普通人写下自己的个人记忆时，其实已经记录下了大历史，为后来提供了前车之鉴。普通人的力量虽然微小，但只要每个人都肯说出自己的记忆，说出对时事的评论，也会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回头再让我们看看两本《有可奉告》的前言，看看编者们对自己的期许：“疲于奔命的今天，专注已成奢侈，厌倦在手零敲碎打不失为一种安静的消遣……堵塞的通勤途中还是需要找点东西来平平复恼人的心绪，并且弥补上白白流失的大好光阴！”诚如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