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汪晖：我们的脑子被西方占据 知识领域交白卷

2012年08月09日 14:26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徐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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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汪晖教授与凤凰网文化进行独家对话

2012年8月8日下午，由《文化纵横》杂志主办，沱牌舍得酒业协办的《文化纵横》杂志社四周年庆典暨“21世纪中国文化的困境与出路”论坛在北京柏悦酒店举行。包括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媒体精英及NGO人士在内的150余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论坛以总结《文化纵横》过去四年的工作为契机，深入探讨了中国文化当前面临的困境与出路问题。

国内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先生也出席了本次活动，并参与了题为“新时期中国文化建设的现状与未来”的讨论。活动现场凤凰网文化与汪晖教授进行了更近一步的独家对话，以下是对话的文字实录：

（对话人：徐鹏远）

凤凰网文化：今天我们整个活动的主题实际上就是“文化”两个字，我们注意到在近几年中国好像越来越喜欢大谈文化，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来这么一种状况？

汪晖：我觉得谈的还不够大，不够集中至少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讨论文化问题一个前提是对于既有的知识和价值和原有的实践建路径有怀疑，这个很显然是一个危机的后果。我们看过去二三十年，八十年代到八九年九二年冷战终结社会主义解体，所以那个时候也有过同样的一个思潮，这个思潮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主义世界，过去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世界，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自然的倾向于认为历史终结了，只要按照这个现在西方的所谓主流价值来改革我们的社会，基本上就可以。可是过去二十年特别是最近金融危机的爆发，它伴随着各种政治危机，你看在美国，美国内部政治的危机，在欧盟世界受到重大的挫折在金融危机下，在第三世界到底什么样的秩序完全不清楚，也包括很多转型的国家，也就说经过了民主化的国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出现新的这些问题，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要思考到底什么样的一种新的政治新的制度新的社会形态能够针对今天这个现实是有效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反思的开端在我看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在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现我们习惯的那些知识、习惯的那些范式、那些概念好像不太有用了，现在大学教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知识面对了这么复杂的不断涌现的新的矛盾和现实的时候也不行，有很大的问题，这使得我觉得大家要重新思考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思考文化还包括了重新构造知识和信念体系的问题，这是一个年代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二三十年围绕着社会科学知识、西方中心论、如何面对中国自己的知识和传统这些问题，包括怎么评价中国的传统的社会、20世纪的社会事件对于今天的意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变成一个文化的问题，所以文化讨论里头并不仅仅是文化，也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宗教，所有的在里面，所以它变成一个文化的问题的主要意义就是它带有总体性。

凤凰网文化：您的意思就是说文化是一个可以包罗所有东西进去的一个概念吗？

汪晖：它是重新思考的一个（东西），因为文化的概念成百上千。

你比如说金融危机之后你当然会讨论金融制度，讨论中国的金融体制，可是如果整个金融体系都发生了问题，不仅是在中国，美国有占领华尔街，整个金融资本体制碰到的危机我们怎么面对，这是一个重新思考的，我觉得文化提供了一个重新反思的一个契机，而不是技术性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思考我们找一个金融专家去说我们这个缺一点那个缺一点，这个放一点那个收一点，这是一种逻辑，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去重新考虑它的基础和合理性，就正当性，我觉得文化问题是跟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凤凰网文化：那您觉得现在这么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再提中国文化这样一种提法，是不是还具有一种意义，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还要有一种独特性的形态的东西？

汪晖：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独特的，没有什么是一个单一的普遍性，普遍性永远是跟具体性独特性连在一起的，对普遍性的学习实践总是在具体条件下的，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这个是辩证法的最基本的道理。而且中国由于它的实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当然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内容，对别的社会也具有意义的内容，但这个不等同于说我们不要去思考其他。比如我刚才提到我们要思考非洲也要思考拉美也要思考其他的，原因是我们的脑子基本上被西方占据，我们除了了解美国、欧洲、日本之外，其实了解的也很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学，可是我们发现对其他事件的知识和那些人的所思所想和他们的社会发展的变迁的路径以及这个新的发展跟我们的关系几乎提不出系统的说明，整个知识领域交的是白卷差不多这么说，就非常弱非常弱。你想在这个条件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讨论我们的自主性，不是一个封闭的问题，你要想做到不是盲目性，自主不是盲目是开放的，你一定得要了解整个世界，但这个是要重建我们的知识，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们很难做得到。

凤凰网文化：经历了上一个世纪的西化、革命，包括后来的市场化等等这一些东西之后，那您觉得今天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是什么样子的呢？

汪晖：我觉得20世纪的文化也是中国文化传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是完全不赞成全面否定这个世纪，因为今天的变迁刚才在这他们都提到，没有那个前提很难讨论今天的变迁，斩断一个历史只是把它当成一个黑暗的部分否定掉，这是不实际的。学习西方的挣扎的过程，我刚才说里面的反思是很多的，晚清、五四一次一次的反思原来的路径，那一代人的工作难道他们比我们更傻吗我不觉得，很多思考比我们当代的知识界还要思考得更深入在某一面上。他们有错，有的是他们的错误，有的是历史变迁了，他们虽然当时是正确的，现在不有效了，我们要研究这个情境来总结他们。所以文化不是僵死的，自主性也不是僵死的，不是教条主义，不是原教旨主义。

凤凰网文化：刚才您那个论坛的题目提到“新时期”这个概念，这个“新”除了时间概念上的意义，您觉得“新”在哪里？

汪晖：包括我觉得知识的范式，我们遇到的危机本身有它的新颖性，不是传统的危机，你要用过去碰到的认为有问题的这个不行我们换那个，这个我觉得不行。我们可以看过去我们一看有问题了看俄国人，我们一看有问题了看美国人，一看有问题了看欧洲人，现在他们每一个社会都处在矛盾和危机当中，他们有时候也要来看中国人，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你必须独立自主，不是教条主义，不是过去的教条主义也不是现在的教条主义。讨论文化的一个意义我觉得就是第一它不是教条，第二它强调尊重传统和历史性，但是要面对新问题有一个新的创造性的一个态度。

凤凰网文化：还有一个问题跟您最相关，除了您别人回答不了，就是您之前担任过《读书》的主编，但是在您担任主编的期间《读书》这本杂志被很多人批评为越来越高端、越来越学院化、越来越学术化，一般人看不懂，那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问题，在现在谈到的这个文化重建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各自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两者的关系又是什么？

汪晖：第一我不太同意第一个说法，不是说不接受批评的意思，而是《读书》事实上在我们做的过程中是《读书》历史上发行量最高的时期，所以他的读者面实际上是很宽的，所以涉及到难读不难读是有一部分的文章我们扩展到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过去它偏文史类，讲故事好看，但是要面对环境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金融的问题、战争的问题、恐怖主义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讨论了，这是必须的。说在一定程度上要是在知识领域大家没有勇气面对这样的问题和这样的知识的挑战和问题的挑战，就不可能有创新，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需要区分我们说的精英和大众这个。现在人们的趣味是被大众传媒塑造的，这个大众传媒可不是普通人民自发的文化，它是被文化工业塑造的，你在传媒工作你也知道传媒有自己的利益，什么能够拉来广告什么不能拉来广告，弄什么能够争得我们更多的收入，他们要创造出符合利益的资本收入的趣味，《读书》是坚决地反对这个趣味主义的，在这一点上今天不但需要，而且迫切的需要。如果你看一下《读书》在我们这儿之后，在文化知识领域里面一个精英的杂志不断地提出问题能够重新成为设定十多年、媒体甚至不断要跟进的问题的刊物，现在《文化纵横》在努力做这个，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我们客观地说在当时在这之后都没有出现过，你看看当年从三农、生态、中西体制、教育改革、反恐战争、恐怖主义、宗教这些所有问题《读书》杂志都是率先而且持续地提出这些问题的，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大家不去关心，不能够有一个知识分子文化刊物把它给提出来，成为整个社会讨论的关键的问题，大家的问题就只能被文化工业所塑造，文化工业你知道这个背后的逻辑，并不是说它完全不可能有，而是它的限制性很大，它更多地被利益和利益群体所束缚，这是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