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山详解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开拓进取与顺应自然

2012年03月02日 12:52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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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文化重心的当代转移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虽然是属于两种各有特点的文化系统，但是这两种文化从其源头开始，便有着相互交流与渗透。早在新石器时期，属于黄河文化主流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向南伸延，与长江文化系统的屈家岭文化向北伸延，相互交错，在淮河上游地区形成了三种古文化并存的局面。龙山文化不仅东延至黄河下游，而且南伸至长江下游地区，与青莲岗文化交错共存。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也南伸至江苏北部，与青莲岗文化在淮河下游汇聚。到了青铜器时期，南、北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流与渗透更加广泛与深入，尤其是吴越地区，不仅笑纳楚文化的影响，而且大胆接纳、引进黄河文化系统的贤能之士。来自黄河上游的泰伯，自然也带来了黄河文化，在吴地不但受到了欢迎，而且成为吴国的领袖。齐国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受到了吴王的重用；他改革图强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建议，也受到了吴王的重视。吴、越相继成就春秋霸业，与思想观念开放，善于吸收不同地区包括黄河文化中的先进思想有很大关系。

尽管如此，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庄子》一书中，有两处讲述了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尽显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差异。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不以为然，给孔子讲了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泉水干涸，一群鱼被困于陆地，便用湿气互相嘘吸，用口沫互相湿润。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里，甚至当灭顶之灾来临之际，能够将一丝生的希望留给他人。“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黄河文化的代表孔子、孟子所倡导的“仁义”关怀。长江文化的代表则认为，还有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就是“相忘于江湖”。在江湖中生存的鱼，不会想到用“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方式关怀其它个体。在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生存状态良好的社会里，人们同样会忘掉“仁义”，因为任何人都 生活得很好，无需别人的关心帮助。老聃、庄周所憧憬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不是主张“仁义”关怀的社会，而是一个完全按照自然规律构建、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而无需“仁义”关怀的社会。在他们看来，凡是特别需要“仁义”教化和关怀的社会一定是一个生存环境很糟糕的社会，而“仁义”教化被淡忘，甚至无需仁义关怀的社会，一定是生存环境良好的健康社会。因此，老聃认为孔子的“仁义”教化，“若负建鼓而求亡子”，敲锣打鼓追寻迷途逆子，注定不会如愿以偿。

“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的争论，成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核心话题。这场关乎两种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争论，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一锤定音，选择了“相濡以沫”的儒术，成为治理天下的主流文化。此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黄河文化一直成为华夏文化的重心所在，孔孟思想作为官方话语，规范、制约着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封建统治者选择黄河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心，与其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一致。甚至自西汉、东汉及其以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个王朝的都城，均选择在黄河两岸，也与选择黄河文化作为中国文化重心高度一致。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物质与精神如此步调一致，显然包含者历史的必然性。

在黄河文化居于重心和主导地位的两千年时间里，长江文化依然存在，依然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个广泛流传于吴越地区的爱情悲剧，正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矛盾冲突的典型例子。梁、祝爱情，是一种发乎内心的真情，顺应自然的表达。然而在黄河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这种顺应自然的表达方式必然要遭受压抑。梁、祝悲剧的必然性，就在这里。所以吴越人编演的梁祝悲剧，可以看作是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一次谴责与抗争。

历史车轮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局面终于来临。新文化运动的涌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打孔家店”旗帜的高扬，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开始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

把“五四”运动仅仅作为年轻人接受新思潮洗礼之后的一次冲动，把“五四”作为青年人的节日，我觉得还远远不够。“五四”新文化运动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变，是将整个民族文化从“相濡以沫”的观念转向“相忘于江湖”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将直接规范、制约中华民族以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火烧圆明园、1894年甲午战争，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向中国政府索赔近10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一次又一次提醒着华夏子孙，“相濡以沫”的观念已经过时。生物学家达尔文揭示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法则，在人类社会同样存在。严复译介的达尔文进化论，引起了轰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惊醒了在“相濡以沫”梦中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华夏子孙。只有“法自然”，在开拓中创新，才能真正改善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提高华夏民族的生存能力，实现“相忘于江湖”的理想生活。

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推动这次文化重心转移的先驱人物，绝大多数是长江文化圈内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继新文化运动之后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前仆后继的政治家，也大多来自于长江文化圈中。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观念的转变已经落实到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的转变。华夏民族终于在文化重心的转移中开始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