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论

三、路遥范式：社会和谐观的文明图式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操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供富有先进文化思想的作品，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形成特有的创作景观。这一现象，我视为“路遥范式”，其内涵可表述为：高度体现意识形态层面的社会和谐观和文明图式。

任何作家的创作，都不属于作家个体的私有劳动，而是社会整体架构中的一部分，都毫不例外地须纳入到即时性应用和前瞻性架构的总体目标中来。即高尔基所讲的“文学从来不是司汤达或托尔斯泰个人的事业，它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⑽是为其提供真善美的精神粮食，使之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和谐剂，和促进社会进步，精神文明的催化剂，达到特有的社会生态、道德生态、人文生态平衡、健康发展的文化期值。大凡中外经典作家，向来都置自身的创作于历史、时代、民族、事业之中去安身立命。即使政治上保皇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和俄国旧民主主义作家契诃夫也不例外。巴尔扎克曾表示，“教育他的时代，是一个作家应该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否则他只是一个逗乐的人罢了。”契诃夫则更明确地说：“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着责任的人，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文学家是自己时代的儿子，因此应当跟其他社会上人士一样，受社会生活外部条件的节制”。⑾这就是说，旧时代真诚而有良知的作家们，把文学的意识形态作用看得重于泰山，并以之作为自己的思想导向、行为规范和创作准则，那么，20世纪新时期的作家又当如何呢？

在这个问题上，毫无疑问，路遥范式的即时应用性和前瞻架构性呈现出一种宏大丰富而又激进的意识世界，即政治意识、时代意识、道德意识、文化意识、进取意识、人格意识、精英意识、大地意识、平民意识、苦难意识和超越苦难意识等层面。这些蕴籍，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上，是构建和谐社会所需的。在他的小说中，路遥以塑造政治意识很强的从政人物，揭示转型期社会的诸多政治问题，从不回避和谈化；他善于以当代意识看历史，或以历史眼光看现实，言事状物写人总是直入时代脉搏，认为“作家的劳动绝不仅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他的道德意识是那样的深沉浑厚，成为贯穿小说的精魂，极注重从道德视角观人论世，展示出做事先做人的道德至上的境界；他集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现代文化与地域文化为一炉的多元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有机铸合，使其创新视野格外的清晰明哲；几十年的饥寒困顿，挫折与折磨的漫长经历，历炼了他的进取意识，领悟到“不得巨大的悲怆，如何能得巨大的快活”的真谛，于是便有了“无榜样意识”的前行超越；“一切都得靠自己”的坚定信念，使他心性及高，总不服输，铸就了“像牛一样的，像土地一样的贡献”的极强的人格意识；坦然面对现实与保持良久竞技拼搏状态的精英意识，使他对人生感悟充满着过人的睿智和见地；浓厚的土地意识，又滋养着“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感觉”的坚定理念；平民意识，使他心里时刻装着父老乡亲的冷暖，和庄稼人真诚平实的生存体验；他的苦难意识，使其笔下的苦难者虽身处苦难而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其奋斗的自觉去超越苦难。如此等等，全方位呈现出路遥范式对社会和谐、精神文明及科学构建文学格局的多角度、多层面、多内涵的思想烛照与精神渗透。世人从路遥范式中汲取的无疑是孙少安穷而后生的守土创业之得；是孙少平出走奋斗终而未果的人生过程励练之值；是孙玉厚贫而重德的教子之方；是贺秀莲倾心于家而卒的妇道之德；是田润叶真情难托的守望之憾；是田晓霞英年殉职的献身之敬；是高加林渴望新生却两难的得而复失之鉴；是刘巧珍痴情达理，依然故我之美；是德胜爷爷深谙人生哲理之尊；等等。这些浸透着和谐文明，至善至美的事理，无论从事业、家庭，抑或婚姻、爱情、友情方面，无不是构建和谐社会极好的精神养料，是化解社会诸多矛盾不可或缺的中和因子。它昭示着人们，路遥范式，如同抗战期间毛泽东称赞郭沫若的史剧《屈原》一样，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甚少，不嫌其多。正如路遥称前辈杜鹏程是少数敢踏入“无人区”的勇士，敢在文学荒原上竖起自己的标识，是文学行列的斯巴达克思一样，他又何尝不是在新时期文学疲软的状态中竖起自己鲜明标识的斯巴达克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