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论

本文摘自《文艺争鸣》，2007年第四期

路遥的创作，在新时期二十余年间，并不被追逐新潮的精英批评家们看好。然而好的文学并不全取悦于批评家的脸色，却在于民间的认同与受众，这个事实常常毫不客气地置批评家于尴尬地步。那么其中的奥妙何在呢，本文从路遥精神，路遥文本，路遥范式三个方面予以解读，来寻究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和文本价值。

一、路遥精神：文学创作基本原则的本质彰显

凡事须以规矩为方圆，文学创作自不待言。这就是路遥一生恪守的，以生命置换的基本创作原则：即贴近现实的写作方式，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坚守知识分子的立场这样三点要津。我称其为“路遥精神”，它从完全意义上彰显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路数和本质原则。

路遥的创作过程，一开始就是出自内里真实的过程，是对生活、艺术和读者的忠实的过程。他认为，“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读者的耳朵都能听得见。无病的呻吟骗不来眼泪，只能换取讽刺的微笑；

而用塑料花朵装扮贫乏的园地以显示自己的繁荣，这比一无所有更为糟糕。”“任何花言巧语和花样翻新都是枉费心机。”⑴可见，艺术创造，这项从事虚构的劳动，其实最容不得虚情假义。从这个意义上看，贴近现实的路数，求取文学的整体真实，局部真实和细节真实、甚至背景资料的真实是路遥终身追求的首要原则。在如何获取《平凡的世界》更大的真实性上，路遥搜集了10余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陕西日报》，进行奴隶般的机械性阅读。“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继续翻阅”。⑵仅全书的一个开头，就酝酿了三天，为的是求取贴近现实的叙述角度及相应的语境。“重新到位”，是路遥进入生活氛围的又一新说。在那些日日夜夜里，他常常拎着帆布包，下了这辆车，又上那辆车。今天在某农村饲养室，明天又在某渡口茅草棚，这一夜无铺无盖和衣睡，另一夜又缎被毛毯热水澡，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在无边的荒原上漂泊奔波着。“我知道占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现就越自信，自由度也就越大”，“甚至作品背景上的一棵草一朵小花也应力求完美真实，准确地统一在整体之中”。⑶如此贪婪地占有生活，构成了路遥形而下的贴近现实写作方式的独有，与那些同代新潮作家的闭门造作，矫情自怜写作有文质粗野之分，认识高度之别。

如果说，贴近现实是“路遥精神”的核心，那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则是其艺术精神的更高体现。我们知道，创作方法决非单纯的方法、技巧问题，而是集作家世界观，生活观及审美观等艺术思维的整体映象。对此，路遥有刻骨铭心的感触。他几乎平移了“教父”柳青的全部资源，从肉身到精神，从文本到方法，活生生一个脱胎。在《柳青的遗产》一文中，路遥这样说“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如何呢？”⑷是的，一部残缺的《创业史》，耗尽了柳青三分之一的生命。但它的珍贵正如人们站在雅典不够完整的神庙前，仍被那残廓断柱的奇迹所震惊一样。面对生命垂危的柳青，病榻前的青年路遥，看到的是那衰败的身体里包藏着的一副坚硬骨头，那张老农似的脸上仍掩饰不住智慧的光芒，镜片后一双无法描述的眼睛，放射出尖锐、精明和一丝审度的光彩，柳青的血脉，由此传承并再造了路遥精神，甚至生命的终结方式也是那样的酷似。62岁的柳青，42岁的路遥，在现实主义文学大道上为时过早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端。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必然。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现实主义过时论”一度甚嚣尘上。路遥清醒地认为，“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它的辉煌是永远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⑸从早期《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到后期《人生》、《平凡的世界》，现实主义贯穿始终，是作者在完全清醒状态下的一种自我选择。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挑战，路遥没有盲目任性地去赶现代主义狂潮的时髦去做实验，而是力图展示现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广阔前景。实践使《平凡的世界》获得了成功，在他的身后，有现实主义强大渊源的脉流，有“教父”柳青“愚人”精神的滋润，更有他以生命置换的一个后现实主义守望者的全部精魂。

坚守知识分子的立场，是“路遥精神”的思想基源，他的贴近现实的虔诚态度，坚持现实主义的惯常性，无不源自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真诚。接触过路遥的人有共识，他是那样的豁达透明，粗扩而又细腻，真诚地面对一切，时有孩童般的稚气与纯真。他最迷恋的歌是陕北民歌和《冰山上的来客》，最钟情的是毛泽东在家乡清涧填的词《沁园春·雪》，最惬意的是躺在毛乌素沙漠中静静地思考。这些点滴，从意识、心理和情趣诸方面透露出路遥式的心灵真诚及情怀。

正如陈忠实所言，他“是挤在同代人们中间又高瞻于他们之上。”⑹真诚是路遥人格魅力的重要质涵，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格界定，而是像柳青那样，处心积虑地突出一般人，求取更高价值层面的人格境界。为此，他找准了自己普通人的位置。“作为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永远不应该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像士地一样的贡献”。“写小说，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⑺这种对先辈杜鹏程“自我折磨式”生活方式的深刻领悟和秉承，在80年代新潮蜂涌的中国愈加显得鹤立鸡群般的傲贵和显尊，由不得你肃然起敬。比如他敏锐的感到，虽然人们的物质财富增加了，但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与人间表现出的冷漠充斥着生活的空间，他为之焦虑。提出如果不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怪现象，我们就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正是基于这种思考，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创作，就是意在表现出战胜三年困难时的道德折光。以文说法，路遥的用心可谓良苦。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首先成为获利者。不少人凭借政策的惠利机缘很快成为职业作家，或社会名流，一举跻身于新富阶层的行列。当他们完成了最初的名和利的原始积累后，就表现出与“路遥精神”背逆较大的写作流向去追名逐利，以完成欲望难填的二次财富的更大积累。于是，写作方法与现实脱离，靠贩卖昨日的“经验”而不再躬身生活，以开发所谓自身却美其名曰为回归个人的情感体验；于是，创作方法也急于弃之现实主义而攀附现代主义，以装扮出自欺欺人的所谓自我超越状；于是，知识分子的立场也随之游离，没了真诚，多了幻觉，进入连自己也难以道白的游戏迷宫。新潮写家们的“经验式”写作方式，逼仄着路遥“生命体验式”创作方式，“路遥精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遭遇战。然而，文学的轮回自有其运作的轨迹。“路遥精神”不仅在昨日、今日、抑或明日，其足够的劲道将更加雄浑老辣，永不言衰。后来的《中国农民问题调查》、《定西孤儿院纪事》等作品的问世，不正是“路遥精神”之魂的延续与勃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