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论

二、路遥文本：特定文学语境下的价值高度

论创作数量，路遥和柳青一样，都不属于那种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型的作家。然而，其共同的量少质精却为世人所称道。如果说柳青是典型的文学“愚人”，那么路遥则是地道的文学“痴者”；柳青

著有共和国初年农村变迁史《创业史》，路遥留下了共和国转型期城乡变革史《平凡的世界》；柳青展示了社会主义新一代农民的创业进程，路遥再现了城乡交叉地带平凡人的奋斗过程；柳青塑造了梁三老汉、梁生宝两代农民形象，路遥刻划了孙玉厚、孙少平两辈人的典型性格。二者师承缠绕，代代相传，成为当代不可多得的文学绝唱。

路遥的文本内涵，我界定为全身心拥抱苦难大地的文本，写苦难的本相，写超越苦难的本真，具有过人的穿透力，在同时代、同龄作家中属于“高展远瞻”的一种（陈忠实语）。他的来自生命体验的文字，在生前和逝后的几十年间，不以时间的消蚀而存在，不以政治的冲刷而生辉，其足够的内里本色的确堪称晚近的优秀文学遗产。如果将路遥文本置于新时期二十余年的文学语境下去做比较性考察，其特定背景下的价值高度显而易见。

新时期80年代的文学现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传统现实主义的冲撞与对峙，是作家们对新潮趋之若鹜的迷恋，生吞活剥的追奉，和对现实主义的冷淡。于是，一时间西学狂潮席卷中国的文学、美学、哲学等领域，“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及“文体革命”、“先锋小说”、“现代派”、“意识流”、“魔幻荒诞”、“黑色幽默”等等蜂起云涌，潮水般的冲击着传统的中国文学彼岸。

在这样一种文学狂颠语境下，众多作家急于经由“现实”向“现代”转型，完成所谓“自我超越”的创新升层，去一味地盲目膜拜新潮，背弃了传统文学非常注重的“写什么”这个根本命题，而过多地纠缠在“怎样写”的技术操作上花样翻新。从八十年代初《玩得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迷宫》、《虚构》、《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的“文本实验”、“叙述圈套”、“零度感情”、“冷漠叙述”等创作流向，一路在解构着文学的思想，放逐着文学的精神，传统文学“写什么”的根本命题被摇撼。

这时的路遥，创作正值构思巨著《平凡的世界》，是随群人之时髦去超越旧我，以示创作的提升，还是仍旧背负大地，贴近生活，去彰显文本的人文精神，这无疑是一次考验。理智清醒地警告他，“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在当代各种社会思潮、艺术思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要完全按自己的审美理想从事一部多卷体长篇小说的写作，对作家是一种极其严峻的考验。你的决心、信心、意志、激情、耐力，都可能被狂风暴雨一卷而去，精神随之都可能垮掉。我不得不在一种夹缝中艰苦地行走，在千百种要战胜的困难中，首先得战胜自己。”⑻路遥冷静地审视了80年代文坛现状后，坚守并保持了往日“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心灵息息相通”的写作原则，“决定继续要用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宏大的作品，以“直接面对读者”，并认为“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⑼对自己认定的事却充满宗教般的热情。从1982年的《人生》，到1986年的《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字里行间呈现出的是完全与新潮话语相悖的写实的生活和生活的写实——想往新生活环境的高加林；纯朴痴情的刘巧珍；背朝黄土而富有哲人智慧的德胜爷爷；身为干部的高明楼倚权仗势；位于公职的高占胜拍马钻营；城市姑娘黄亚萍的佻多情等等荣与辱、善与恶、雅与俗、进与退的复杂纷繁的种种生活本相。这种对现实的独特观照，在80年代文学狂潮语境下实不多见，显示出路遥文本难能可贵的清醒严肃的现实主义深邃性。尤其在80年代中期现代派与寻根派思潮覆盖文坛之时，路遥却独僻蹊径，观照现实生活本相，把握变革时期人物，一往情深地塑造了孙少安、孙少平性格刚强的开拓者典型；田润叶、金武、金秀、兰香农村青年自强者典型；孙玉厚、贺香莲本色淳朴，勤劳多难者的典型；田福堂、冯世宽、孙玉亭有着更多因袭重负和左的思想难以蜕变者典型；田福军、冯世宽、乔伯年中高层领导者典型。特别是以悲怜之笔描写了一群普通者的人生苦难，田润叶的孤独；李向前的无端致残；田晓霞的英年殉职；郝红梅的年轻守寡；田润生的有爱难婚；李小翠的卖身糊口；金波的“柏拉图试”的爱情守望等等，使人读来热泪盈眶，感慨万千。文本中难遂人愿的生活图景，不打折扣的人生本来，是那样的本色地道，直逼眼帘，无有丝毫的魔幻荒诞游戏之色，也无有些许的凶杀暴力冷漠之意。作者于热忱的叙述中，全身心地拥抱苦难的大地，使文本富有厚重的思想深度，和鼓荡心扉的人文力度，其本身价值所赢得的读者受众和专家的评奖倾力是事实的必然。

如果说路遥文本在80年代文学语境下体现着一种显在价值，那么90年代更具有身后的永存性潜在价值和意义。

在迷乱浮躁的90年代文学语境中，相比之下，路遥文本以其观照现实社会的广度，揭示转型期社会心理的深度，描写平凡人超越苦难的前瞻力度，更昭示出潜在的永恒性烛照价值。比如，在同样描写普通人生存现状问题上，十年前的路遥文本，明显比十年后的池莉深刻了许多。池莉文本提供的是苟活的人生、卑微的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是好，只要能活着，无论采取什么生存方式、手段都行。而路遥文本提供了奋斗的人生、进取的人生，以自强不息活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超越了池莉笔下肤浅的柴、米、油、盐式的琐细物象事象，展示出更高人生追求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其对世俗的穿透力为池莉所莫及。这里，池莉、路遥，二者之学养高度，思想深度，文本精神之差异尽显纸背。当你细读路遥文本，你会深深感到其字里行间关于人物心理的描述，并非林白、陈染等小女人病态的自怜，而是与转型期社会心态紧扣的现实映像。其关于人物情爱的描绘，亦决非卫慧、棉棉式的肉身揭秘，下半体作恶的艳事，而是孙少安、田润叶式美好情感两难碰撞的苦痛感知，孙少平、田晓霞式的分享生活之苦和精神之悦崇高的感动。其关于校园生活的描写，同样有别于韩寒、郭敬明式的痞男浪女玩世的玄言与虚语，而更多的是对处在贫困与友情，奋斗与自强的超越苦难路径中青年男女的深情存在关怀。这一取向，决定了路遥文本的庄严与深邃，思想与精神的引领价值。

路遥文本远离名利，侧重的是平凡人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的现实写照。他从《平凡的世界》到《人生》中一路走来，着眼于改革转型，涉笔于苦难岁月，揭示多难的命运，以至诚激活人们的心性，以坚守高扬人文精神。如此鲜明而又厚重的文本底气，在他生前和逝后的许多年间，在浩繁的当代文本中，其应有特质和价值高度彪炳史册，为人们所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