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苦难叙事的限度

三

从苦难的真相、情感体验的深切这些路遥的长项来看，《平凡的世界》走得更加纯粹化，所以更加感人；但从对思想的探索短项来说，其探索勇气和深度则面临大幅退缩，这算是体验式现实主义作家扬长避短的选择么？这是对当代文坛与文化探索之限度的认命和投降么？苦难的无根与无效使社会批判主题难产，使道德皈依肢端肥大，使个人奋斗出于本能强行突出地表，却又面临哲学建构的含混和暧昧，面对集体主义的收编与镇压的双重剿杀。马建强、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这些因为苦难而被赋予神圣光彩的“英雄”，其实始终仍只能是一群俗世沉浮者，他们只是愤懑者，因为社会批判意识坚定性的欠缺，外不能成为社会的战士，因为终极性价值意识的欠缺，内只是世俗的挣扎者，而不能成为哲学史上的圣者。因此，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社会批判性、哲学超越性等深度模式的反思与批判始终难以突破，这种限度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瓶颈。

与这种中国文学的困境相比，看看世界文学的巅峰上，海明威在收获一副空无余肉的巨大鱼骨架的同时，《老人与海》竖起哲学硬汉的永恒形象，收获了个人奋斗的宏大价值哲学，建立起现实功利性评判标准与人的价值实现间最高价值判断的取舍，然而中国当代文学则仍然停留在功利主义还是价值实现的英雄主义困惑上，甚至竟而放弃了这探索。北岛《宣告》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与诗歌中这种“人”的英雄主义超越性价值追求相比，小说路遥的个人奋斗英雄随之沦入“平凡的世界”中世俗生活的浮沉。《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与自然搏斗，他具有彻底和坚定的生命力哲学观及意志力，因而其形象是可信的，是统一的，因为外在不可抗力而致的事实上的失败是崇高和真实的。而孙少平则乃是出于道德选择而遭致事实的失败，这再一次将生命力主题、意志力主题乃至苦难主题、奋斗主题冲散，道德与生命两者逻辑的混淆带来了相互的冲散和中和，而在情节上则显得虚假和不真实。如果说个人奋斗的生命力、意志力是原始本能的生命强力对自然困境、对社会不公困境的否定和抗争的话，那么道德意识者始终扮演着顺从外界秩序的“文化”传统，一直在以奴隶哲学来拖着生命哲学的后腿，并最终将生命哲学的硕果拽落，使之成为难以下咽的苦果。

个人生命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共性在于其对生活认识前提的一致，即生活现状中的苦难，因此，路遥作品最为强化的效果始终在于底层生活的苦难叙写；而二者的区别则在于应对苦难的方式和路径的不同，因而二者不停地往返冲突，既构成亲人间不理解的无尽苦恼和冲突，也构成了主人公孙少平、高加林内在文化人格的分裂和搏斗痛苦，并最终导致到情节发展的矫情失真，形成可怕的伪崇高和一戳即破的情节伪饰，这就如同桑地亚哥老人最后忽然为捕了鱼而忏悔一样，或者将捕来的鱼放归大海一样荒唐失真。生活逻辑中的二元对立、矛盾意识随着探索未果，甚至无解，使路遥本能上渴望冲破、出走，但理性上又恐惧不已既而回归，使路遥沉迷于苦难意识殉道意识，回避了探索的精神危机，但这本身也正构成更深刻精神危机的另一种症候。个人哲学的非法性随着越界者行为的退缩而陷入了哲学含混性之中，从反抗行为的含混到反抗思想动力的含混，个人哲学建构随这种模糊性和探索的懦弱性在路遥这里无疾而终。本是个苦孩子，却又要做个乖孩子，于是乎，我们不得不问，在面对苦难时，我们所建立的是庸人的呻吟还是英雄交响曲？是终极价值的追问还是世俗混世哲学？放弃思考的责任，放弃思考的权利，这恶果在当代文学发展中进一步放大，终于，大行其道于一时的新写实小说应运而生。真正的现实主义价值立场被放弃，苦难肢端肥大而头脑残废，呻吟于现实而放弃价值立场的新写实小说哪是无源之水呢，庸人的现象主义、自然主义趋势并非应仅只推诿于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打击，其实，从路遥这里，这个文化主体的运行逻辑就早已经深根在埋，而路遥的困境和限度则正是当代文坛共同的宿命话题。

尽管苦难的不同讲述会带来新鲜的冲击，但其实无论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真相，还是文学的基本表达主题，苦难都不新鲜。苦难在当代文学中也一直存在，但关键是如何解释苦难的存在合法性，或者说苦难现象描述背后所承载的哲学理
念为何，以此理念支撑方可承受苦难升华苦难，正是在此，当代文学中的苦难面临着与官方意识形态、民间话语等不同话语系统间接榫的裂缝与错位。与官方意识形态对苦难的无力解释相比，民间话语中的苦难叙事恢复了文学的表达能力，但这种表达上的限度毕竟仍需正视。

在十七年、文革中苦难是作为阶级仇、民族恨的革命话语模式被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系统表述中，并被其中的“忆苦思甜”话语模式而驱逐到历史范畴中去。发展到新时期以来，因为官方意识形态幸福神话已然自我戳破，那么苦难便成为一个尴尬的现实存在物，它面临存在合法性解释与主题升华困境，面对这种困惑，对是否表现苦难的存在真相就只能陷入遮遮掩掩与含混其词的两难之中。除一度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曾试图将苦难纳入改革－牺牲的新主流话语模式而终于无效外，苦难的文学存在形态便更多被转入到民间话语系统。在这种民间叙事中，路遥以体验式现实主义复活和继承传统现实主义模式，也复活了苦难－英雄崇拜模式，社会、自然对于个人生命力的戕害和个体生命力奋斗的强悍也复活了被极左文艺所污染的悲剧精神。他的苦难分作自然苦难和社会苦难，他的那些艰苦卓绝的硬汉们对贫穷、饥饿、劳苦等自然苦难的胜利是个体生命力奋斗的强悍张扬，然而来自社会系统、意识形态系统的社会苦难却让他们在社会批判与哲学超越上胆怯，因而不得不接受重归社会控制系统下的失败结局，他那强烈的苦难体验也因为以理制情、以理导情的现实主义而纳入到道德拯救，实则是道德扼杀的窠臼。终于是以苦难始，而又以苦难终了。路遥之于当代文学史的遗憾在于一种社会英雄的归化，一种哲学英雄可能的庸人式失败，我们对其极大的同情即在于一个体验型作家在当代语境中的发展极致。面对苦难，当代文学难以建构起成熟和坚定的哲学观来支撑其存在合法性和主题升华，因而只能更多是出自底层挣扎的生命本能选择，这正是当代文学与文化中思想型作家的困境，因而与五四时代的文学高峰相比，当代文学难出代表性的思想型作家，而只能出体验型作家，这正是限度所限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