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苦难叙事的限度

内容提要：路遥苦难意识的无根性与无效性，使社会批判主题夭折，向个人奋斗哲学和道德主题方向发展，但又充满个人奋斗哲学的无奈性、无效性和模糊性。路遥所依附的传统文化人格体系以及当代政党文化价值体系，以新的和旧的两套话语系统交相发挥着对于个人价值哲学的吸纳消融和排斥的强大功能。

关键词：路遥 苦难叙事 限度

一

路遥魅力的表层形态是苦难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及由之而生的个人奋斗生命意识的崇高感，其深层是人民性美学的基本特征，这些正是针对当下底层文学所
表现出的初级特征并需要进而提升的精神之魂。但是，路遥的资源意义是有限度的。

路遥限度之首要，即苦难意识的无根性与无效性。有了苦难，那么，自然会问，这苦难是谁加予的呢？苦难是怎么产生的？苦难是天生的吗？如何面对苦难？苦难的抗议结局又是什么呢？这样一问就麻烦了。作为追问的起点也就成为企图模糊化的起点和限度的起点，即——苦难是怎么产生的。很明显，农村的普遍贫困，农家父老乡亲、农家子弟的毫无尊严地位，农家子弟对城市的向往或者仇恨，城市从物质到精神的优越性，城市与乡村间鲜明的等级秩序以及这等级制的牢不可破，这些正构成了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马建强们的苦难根源。这个苦难根源的追究那就明显指向于城乡二元体制，这城乡二元体制是一个社会秩序的问题，因而这追问就必然指向于社会批判主题；同时，这城乡二元体制又是序的问题，因而这追问就必然指向于社会批判主题；同时，这城乡二元体制又是一个政治秩序的制度问题，因而这追问再进行下去就又必然指向于政治批判主题了。那么，这显然犯忌了，政党文化与文艺政策是不容许这样的发问追究下去的，对禁忌的规避使只需简单前进一小步就呼之欲出的社会批判主题主动难产，更遑论政治批判主题的发展了。这规避甚至可视为一种智力的自我去势，去势后形成片面的肢端肥大，那就是对苦难体验的皮肤异常敏感，对苦难反抗的个人主义原始冲动发达，但深一步的社会、政治、文化、哲学反思和探索智力则全面萎缩，苦难既然无根，那么当然就只能停留于表面现象，也当然就仍是无效的，矗立着的仍乃中国特色下农民式的呆傻和呆傻式的农民。

苦难的生活基础可以发展出社会批判主题，然则苦难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天生的吗？既然不能指向于社会批判，那么只能是德顺爷爷、高玉德、孙玉厚老汉那样的经典教导了——那是天生的，是农民祖祖辈辈的命运，我们对此只有坦然接受，并对这命运的恩威难测深持敬畏。于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原罪观得以建成，如果说宗教是灵魂的麻醉剂，那么现在文学也就成为这样的世俗版麻醉剂。因为对政党文化专制性的畏惧和糊涂而发育起来的道德文化培育起一种对苦难境遇的自我沉迷和受虐意识， 1 并由之而完成一种道德升华，这种道德升华还被赞为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这样，社会问题、制度问题就转换成道德问题、文化问题，社会主题的无解就转化为道德主题的解决，对社会主题意义上的反抗者（如高加林）打成道德意义上的罪人予以谴责和规劝， 2 道德文化就构成一种对真正问题的遮蔽，摇身变为政治文化的共语者，其批判性缺失和反抗的半途而废使道德文化成为政治文化的被征用者和被收编者。为什么路遥体验式现实主义不是批判现实主义，不能达到巴尔扎克、司汤达那样普遍意义上的穿透力、战斗力？高加林因为缺乏坚定的个人哲学和社会批判哲学，而仅只是世俗生活本能的浅层次挣扎者，所面对的是世俗道德的罪与罚。对于作者来说，高加林只是新但其实又是老旧生活中的一个尝试而已，这个尝试展示生活的底色，展示对这底色的一些本能挑战倾向而已。苦难的描述不是对于苦难的控诉和批判，而只是呻吟，只是自恋，顶多也只是问题小说而已，却绝非呐喊；人物只是挣扎者而无斗士，只有呻吟而无呐喊，对于生活只有温饱哲学下的希望，而无批判哲学下的绝望意识，体验式现实主义写作的基本魅力和局限也都在于此。

二

比起路遥那似乎保险的道德归驯来，饱受争议的个人奋斗倒算是进步了一大截。与苦难搏斗的个人奋斗的英雄主义是人类生存史，也是文学史和哲学史上的永恒主题之一，个人奋斗即使最终失效，但奋斗的意志却是伟大的，这种选择充满幸福感。在这个意义上，悲剧英雄构成哲学史上的圣者，构成人类哲学的终极性建构。人物英雄化历程，正是路遥作品的意义，马建强、孙少平、孙少安正在此意义上构成由受苦人到英雄的升华和对读者导师一般的感召力，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构成与路遥进行比较的另一个参照系。但是，我们一比较，便也发现其中的差异。

对于路遥个人奋斗英雄的产生及前程，王富仁提醒说：“很多文学评论者都指出高加林是一个孤独的个人奋斗者的典型形象，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因素，高加林绝不是我们理想中的完人。但关键在于，他是怎样走向个人奋斗的道路的？” 3 路遥的个人主义英雄们充满个人奋斗哲学的无奈性、无效性和模糊性。无奈性表现在个人奋斗道路选择的被动性上，这是一种在现行体制与社会主题范围内问题无法解决，人无路可走时的被动流向，是一种对社会、体制、文化价值系统和现实操作系统否定性的表达方式。但是，这种否定意义是原始和朦胧状态中的，其批判意识的坚定性是欠缺的，这种否定更多停留在对科层制的怨恨层次上，怨恨目的并没有如《红与黑》中于连·索黑尔那样清醒的阶级判断和彻底的批判性、颠覆性、挑战性，相反，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等都承认这种秩序，并企图通过各种努力进入这个体制，只是因为缺少合法的跻身路径，才不得已以原始的个人奋斗而来获取这个体制中的高位阶。同样是企图混入高层的白乌鸦，于连有着“对上流社会的仇恨和厌恶”，对那些贵族们充满了清醒的判断和彻底的蔑视，因而他只有以虚伪才能容忍他们，而当他最终失败时却更坚定了他的判断和立场，并因这失败反而获得灵魂的救赎，他个人奋斗的主动选择动机和被动失败结局，都是充满强烈社会批判主题性的。与之不同，高加林们却对那些高位阶者充满朦胧的尊敬和艳慕，他真诚期望成为其中一员并视这种成功为终极成功，也就是说，他是认同这种价值系统的，走后门、与黄亚萍生活的甘之若饴、甚至被清退后的痛苦均清楚说明了这一点。这正是传统的为奴者的思维和为奴者的道德，对于他的个人奋斗道路，如果他成功，那么他就会融入秩序成为其中的高阶者，如果他失败他就会被返还回秩序成为其中的低阶者，无论他成功还是失败，他都会融入秩序，他的个人奋斗都会为秩序所消化，这种对异质因素的吸收和消化反过来会强化这种价值体系和操作规则，而不会撼动和冲破既有体制。所以，这种个人奋斗的意义一定程度上是放弃社会批判而代之以个人奋斗的原始自我拯救宣扬，自我陶醉于咀嚼苦难的情感体验和行动意志，沉溺于情感的过程性，而欠缺社会批判的有效性和个体价值系统建构的终极性。因此，路遥式写作可以成为既有秩序框架内有限的振动冲撞，同时也终将成为既有框架秩序的收编者、征用者、强化者，也因此而要被视作为主流价值形态的写作。这样的写作即便是有广泛和深刻的人民性基础，但那是怎样的“人民”呢？是为“奴”的群体呢，还是为“人”的人民性呢？是跪着的苦难、跪着的反抗呢，还是站立的承担呢？一个不能站立的文学，固然感人，又如何指望成为伟大的文学呢？

正因为个人奋斗的无奈性、无效性，故而路遥个人哲学无法找到价值支撑点进而构建起宏大价值系统，因而始终处在模糊混沌之中。五四文化最重要的命题即为立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 4 然而，无论是启蒙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后面都被汇入到了左翼文化继而再到政党伦理文化和国家精神之中，“立人”的痕迹只成为一个历史的背景。从路遥作品所依附的价值系统，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的是传统文化与当代政党文化的两套价值运行系统。传统的儒家道德集体文化与社会主义的阶级论政党文化共同构建起当代社会的文化认同体系，这个社会主义文化认同体系也以新和旧两套话语系统的结合而交相发挥着对于个人价值哲学吸纳消融与排斥的强大功能。历史的流向显示出它的悖谬，如同传统政治体制运行中明儒暗法的悖谬一样，以集体主义为魂，最新式和西化的阶级论与最旧的儒家文化竟然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机制中结成了新的同盟。

传统儒家文化的运行机制已经在近现代就解剖很充分了，集体对个体的压抑之所以能“魂兮归来”，这里要破解的关键，是当代政党伦理是如何运行，如何运载着这个“魂”的。一方面，集体主义价值体系具有对于个人价值的吸纳和湮没，这里的典型便是路遥的文学之父柳青所创造的梁生宝形象。“五十年代，黄土高原曾经推举出了自己的一个杰出代表梁生宝。他和路遥同志笔下的巧珍一样，整个是由黄土高原的精灵之气汇聚而成。” 5 梁生宝的能干是个人价值的体现，这种个人价值面临着多种路径的选择可能，如地主富农们的剥削发家梦，如梁三老汉们的单干发小家梦，这种道路选择斗争的激烈性本身正说明价值系统交战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迫切性。但梁生宝作为“新人”的独特意义在于将价值实现寄托到由互助组到合作社的集体发家道路上，于是个人价值的锐利被吸纳入集体主义价值体系中，“他有自己的追求，但他的追求就是千百父老乡亲的追求”。 6 梁生宝对于梁三老汉，对于郭振山，对于姚士杰、郭世富的胜利从朴素意义上讲是“发大家”对于“发小家”的胜利，从政治符号意义上是走社派对于走资派的胜利，从道德意义上是集体主义伦理对于传统和现代个体伦理的胜利，从哲学意义上则是社会主义价值哲学对于个人主义价值哲学的胜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如其名一样，保尔·柯察金标示着苦难－英雄崇拜外貌下，个人奋斗如何纳入到政党伦理和阶级政党话语系统中运行，这构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模式。在此模式下，梁生宝“新人”形象的中国意义在于特定历史背景中社会主义价值伦理系统对于苦难、对于民间，以及对于个人奋斗价值的成功收编。但是，这之间的矛盾乃是长存的，因为文化土壤依然如故，所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必然会冒出新的矛盾代表人物，并且人物的挑战性会更加尖锐和叛逆，这文化病的发作会更加焦虑和烦躁。“假如说五十年代的黄土高原推举出的只能是土生土长、没有更多的现代文化知识的梁生宝，难道现在不应当是（实际上已经是）高加林这类初、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吗？所以就其典型意义而言，高加林与梁生宝有着同等的历史价值。而一当梁生宝把自己的历史职责交给高加林一类知识青年，后者的矛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便出现了。”“历史发展的不充分造成了它的代表人物道德发展的不充分。在高加林的思想观念与农村古老的传统观念之间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这矛盾中高加林暂时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地位。……而一旦在这种环境中发展了他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我们就再也难以要求他不会越过我们所划定的界限了。这清晰地向我们说明，愚昧和落后不但培养着愚昧和落后本身，而且也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培养着它的反抗者身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倾向。” 7 拥有信仰的人是单纯的，是幸福的，其战胜苦难的脚步是坚定而自信的。也正因此，幻灭和彷徨固然是清醒的，但其外在生存境遇的苦难到内在精神的惶惑苦闷更为揪心。因为由对农村精英梁生宝们有效吸纳而建构起的共产主义神话迅速幻灭破产，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其实就是事实上严酷的新等级制。民间和苦难的真相使新一代农民精英高加林们不可能再迷信于那套价值话语系统的神圣和正义，高加林的出现意味着一种神话的幻灭和无效性，意味着对自由之路与通往奴役之路命题的揭破。

正面吸纳“新人”们的个体价值将其汇入集体秩序中，这是良性消化的一面，但另一面，在正面吸纳无效时，这个机制就会露出它的另一具面孔——对于个人价值进行蔑视和镇压。高加林的失败就是集体价值社会对于个人价值合理性要求的粗暴镇压和污蔑，高加林城乡间的升迁与遣返正全面展示着传统儒家道德文化与社会主义政党文化如何共同构建当代社会文化认同体系面具的另一个方面。对个人价值进行蔑视和嘲讽这个文化逻辑暴露得更加简单粗暴的是《平凡的世界》中另一个城乡交叉地带浪荡鬼——王满银形象，一直被文学史轻视和忽略的王满银的意义值得发掘。在人生目标上，“逛鬼”王满银与高加林、孙少平一样，他是在以另一种方式表明对乡村生活方式的弃绝与反抗，宣示着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与投入。然而如同绝大多数农民那样，他并不具有那样的挤入能力，这个理想将他逼迫到只能选择投机的方式来游走，也因此而沦入到人格尊严的乡村－城市二元裂变中。这个如同阿Q遭遇到的要造反－不准革命的困境一样，如同阿Q的转而进入精神胜利法一样，王满银只空留下些笑柄和对城市向往与渴望挤入的一个姿势，仅只这个姿势也是深刻和有意义的，高加林、王满银、孙少平，正是一根藤上的瓜，一个窝里的兄弟。如同罚高加林遣返原籍一样，作者路遥也只能秉承生活逻辑将王满银遣返回到原籍。由高加林当代英雄般的迷人魅力到王满银的猥琐庸俗化，这更加鲜明和真实地证明主流价值系统对于个人价值哲学的污蔑和困惑。

与高、王的污名化不同，在个人形象及性格塑造上，英雄光芒的继承者孙少平形象这里则对个人奋斗的神圣性企图进一步纯净化，孙少平有对于高加林性格的承续发展，但也有对于高加林性格的否定因素，尤其是对其投机性和非道德性的否定，这亦正如他对于王满银的憎恶一样。但这种纯净化的企图立刻面临来自生活逻辑的虚假性指责。在命运安排上这种神圣化与虚假性间的矛盾同样暴露无遗。高加林被打回原籍、包括王满银被打回原籍，这是生活逻辑的复杂和真实，而孙少平这个个人奋斗的成功者，则处处浪漫，这就背离了现实主义所需的坚韧神经，而走向自我幻想和潜意识幻象之中。高加林形象是一个成功的形象，正因为《人生》多种矛盾因素的交织和困惑而形成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的大容积，构成混沌、朦胧的魅力，高加林形象由此成为当代艺术史上一个“富于包孕的瞬间”。然而高加林形象的探索性使路遥在现行文化秩序中面临思想峰顶探索的高空缺氧和高度劳损，因而这种困惑性、高风险性使路遥降低了探索的难度，而在《平凡的世界》中更多选择了宣泄性，于是，高加林走向了孙少平。事实上，高加林形象这一合体被分解为了王满银和孙氏兄弟几个分体。从生活领域来说，孙少安坚守农村，孙少平向城市发展，二者的选择都是坚定的，因为这化解掉了高加林形象的城乡选择困惑——对土地是回归坚守还是背叛出走？孙氏兄弟的分体化解了选择的困惑，但一旦合体则只是更加强了这个必然的文化与生活逻辑的困境。从道德领域来说，高加林形象所要担当的困惑又分解成了孙少平和王满银两个分体，孙少平是个道德洁癖者，而王满银则是个生活作风卑俗的“二流子”，如果说孙少平是一个圣化版的高加林，那王满银则是一个卑俗还原版的高加林。正因为他们间的一脉相通，所以，兰花对“逛鬼”“二流子”王满银的爱情才可以理解，野百合也有春天，逛鬼王满银也有他的爱情，厚德载物的地母式巧珍形象被转移到兰花身上，与高加林抛弃巧珍的相似道德负担也以孙少平对王满银不承担家庭责任的指责而加以推脱。如果说孙氏兄弟继承发展了高加林形象的正面英雄特征，那么，王满银则继承发展了高加林的反英雄特征，一个是道德英雄逻辑的拔高，一个是对俗世农民的真实还原，交错盘织的一体化矛盾也因人为的角色分割而走向彻底对立和分裂。《人生》解决不了的问题，《平凡的世界》依然都未解决，相反全面加以逃避，高加林面临的生活与文化逻辑斗争随处皆是，这使其从现实到思想都进退维谷，但正因此构成了一个张力饱满的形象，而《平凡的世界》将其一分为三，回避这种斗争性，人物形象走向清晰化的单调、直白，小说却也由此充斥起表层化的低级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