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中国80后90后垂头丧气的气氛严重

2011年09月13日 13:53
来源：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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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都是模仿的一代年轻人，我们都是模仿世界中心的国家，那个世界中心是巴黎或者纽约，我做记者模仿纽约时报，模仿他们怎么评论这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当然这个模仿持续两三年时间，或者说更长的时间，你突然会产生巨大的困惑，难道你成了一个简单的传声或者翻译者，阿富汗发生了战争，你看到他们做什么样的诠释，你又做什么样的诠释。资料很少，我们研究机构不研究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很少知道的，所以这里有一个追问的角度是什么。这种追问直接产生新的问题，如果我们依靠中国背景的话，你是这个国家真正的陌生人，因为对世界的追问你回到对中国自身的追问，这是一个缓慢的非常痛苦的自我发现过程，因为他们最终的方式是寻找自己，我相信什么、我支持什么、我怎么理解这个世界。在04、05年的时候我们依赖外面的人发现整个世界开始大规模谈中国崛起，当然又是自我认知的过程，你发现所有人都在谈论中国是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对西方很强的教育之中，世界中心都在谈论你们国家，你获得很强烈的快感，而且急于加入这场辩论，告诉你你们谈论的是错误的，我们有不一样的谈话方式。

这是非常纠缠的过程，既有强烈的虚荣心又有强烈的脆弱感。当你试图分享这个国家越来越多荣誉的时候，或者分享一个新的国家崛起过程中给个人带来新的推动的时候，很多伟大的作家、思想家或者重要的媒体都是跟国家变化有剧烈关系的，你希望进入一股力量，但是你发现这股力量跟你想的不一样，这个国家在兴起，但是也在压迫你，你想谈论它，它觉得你非常封闭的，你试图创造开放的语言环境，但是有压力，你自己的思想、谈吐、写作经常是被迫的，你意识到你这么多年是这么勤奋的自我审查者、筛选者。这时候发现整个国家的情绪进入舞会散场之后的失落、散淡和疲倦，在兴办巨大舞会的过程中那种气氛没有散去，反而变得越来越强大。同时整个国家内心、社会内心，因为这样更如此的焦躁，那些理性的人谈论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困难，就是我最初想寻找的中间的道路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时候会产生新的疑惑，这时候我也对青年产生巨大的疑惑，当一个国家老是寄予这个国家青年的时候，这个国家是多么糟糕的状况，说明你只有通过代际的更替成为一部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谈了那么多个人和时代的关系，背后一直潜藏一个巨大的暗示，我希望借助时代的力量，但是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往往个人成为浪潮的牺牲品，而真正的转变来自于你坚信什么，你愿意为你坚信的付出代价，这个东西的转变可能是更有力量的转变，它与年龄无关。这可能是我这一两年更愿意思考的。

在多少情况下我们经常会谴责这个社会怎么样，谴责这个时代怎么样，看着你熟悉的微博，不停的有那么多分开的事情，除了对外界释放情绪之后你提出哪些不足东西，你是否能够自我控制住一些东西，即使在外界这么多糟糕的想象，你仍然能够为这个时代做出卓绝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还是伴随整个情绪的狂欢？

梁文道：接下来请到常常跟年轻人，尤其跟舒哥所描述的时代的青年打交道的清华大学的刘瑜(微博)。

刘瑜：我昨天在想今天来讲什么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说，算了不用想了，反正老罗会来。结果今天老罗没有来，可见当一个人成为CEO之后他就变得不靠谱了，当一个人既是CEO又是导演的时候他就绝对不靠谱了。今天讲时代的青年还是青年的时代这个话题，我想这个话题跟我学政治学有关系，第一个浮现我脑海里的现象是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是在过去大半年左右发生的中东的革命。关于阿拉伯之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当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被谈论的原因之一是阿拉伯国家的人口结构的变化。

我看到的数据是说阿拉伯大概30岁以下的人口有65%，15-29岁的人口占他们人口的30%-35%左右。这个数据在欧美国家大概是20%。我看过一些评论员，包括我看专业学者写的东西，有一个学者说这个现象是年轻人口膨胀，这和国家稳定性的关系高度相关，从1970年-2007年将近40年的时间里面，80%的国内冲突都是发生在年轻人口急剧膨胀的国家里，也就是30岁以下的人口占他们的人口60%或者60%以上的国家里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年轻人的大量存在和这个国家政治的生态是紧密相关的。年轻多也可以是好事，大家听到过一个概念叫人口红利，像中国、印度，包括二战以后的美国，有一个年轻人急剧增长的阶段，它的经济是会受益的。但是一旦年轻人口膨胀，就业机会又没有跟上，而年轻人往往是激情四射能量过剩的，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口的膨胀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政治的风险，年轻人膨胀往往带来社会变更的巨大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如果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是维稳的最好策略。

我们如果看二十世纪的历史，不要迷恋青春，我们看二十世纪的历史，年轻人并不总是积极和进步力量的象征，如果看纳粹的历史、苏联的历史，包括看中国文革的历史。还有现在恐怖分子，我们会看到年轻人在所有反动的、黑暗的，甚至暴政的力量当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比如纳粹的冲锋队他们的主力是年轻人，苏联30年代的土改实际是以向农民开战的方式展开的，在苏联的农村党组织非常的稀薄，找不到那么多党员去对抗农民，很多从城里派去共青团员，他们推动对农民的战争。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更不用说了，包括现在我们看恐怖分子，没有相关的研究调查，但是我们看到恐怖分子的面目往往是年轻的血气方刚的人，当然本拉登是从年轻开始愤青，一直愤到老。

年轻人虽然往往代表着激情、力量、理想主义、正义感，但是他的力量并不一定总是用在正义和积极的事业上，他可能是抗击和抵抗暴政专制的力量，但是他也有可能是被暴政和专制利用的力量。年轻人虽然你们的力量很强大，但是到底用在哪个方向上，这是非常艰巨和复杂的选择。

回过头来看中国，至少过去几年我看到中国变化，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可喜的，我也看过专业的研究结论，我有一个朋友研究政治文化，大概三四年前他写过一篇文章调查80后和之前人政治态度的变化，他发现80后的政治态度明显更自由、更宽容、更主张民主制度，对他们的权利有更多的意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有另外一个研究学者，他是有一个跨国的政治观念的调查，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变化，社会结构不变化的话，政治观念未必是年轻人更自由、更宽容、更对权利有意识。在中国也有很多另外一个80后，就是80岁以后自称80后，像茅于轼这些80后，他们的观念非常开放、非常自由，所以并不是老年人一定保守，年轻人一定更自由。在中国因为经济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尤其过去三四年，博客、微博的兴起，我更加坚信中国年轻人向更自由、宽容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