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评论家和作家最理想的应是对手关系

2012年04月14日 17:02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邵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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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本质是哲思

南都：在你看来，评论者和作家之间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李静：实际上，一个作家很难从一篇对他本人的评论中受到启发，无论棒喝还是褒扬；但是他却往往能从关于别人的评论里受到启示———如果那是一篇好评论的话。原因很简单，我就不说了。所以，一篇评论的价值，并不实现于评论对象，而是实现在利害无关的第三方———也许他是创作同行，也许只是热爱阅读的人，它给他们带去思维的启示。

因此，我以为评论家和作家之间，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对手的关系———评论家的写作，即是与作家之间深度和美感的较量；作家动笔之前，也要想着自己可能会碰上塞缪尔·约翰那样的评论家对手，这会使他少些放纵的败笔。评论家都会有一些作家朋友，但最好不要给他们写评论。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但也是无效的经验，因为很难做到。所以不够劲的文章那么多。

南都：除了文学评论选题的差异外，你的评论在语言上与学院派的批评语言差异很大。你如何看待批评者与其文字之间的关系？

李静：瑞士评论家阿尔贝·贝甘说过：有那么一种批评家，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一种私人日记，一种在三重对话中探索和定位的日记———首先是和自己，其次是和他所亲近的人，最后是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创造者。我觉得再也没有比“私人日记”的说法，更能准确描述批评者自我与其文字之间的关系了。而批评与作品之间，则一定是“我———你”关系，即两个主体间的关系。批评者最好的表现就是能深入到创作者的内在精神里，与他的创作意图相重合，同时，批评者自己也有一个自我，也有自我表达和自我发现的意图。文学批评就是对意图和图景的发现、理解与判断，这是一项充满血肉体验的工作。

学院派的文学评论是一种学术化、规范化、反个人化的评论，大量分发刚性术语，运用客体化的“我———它”言说方式。不如此，便不能算是学术成果，受学术评价体系所累的批评家不得不归化于此种规范。但它对文学本身有何意义？文学批评的本质不是学问，而是哲思，是心灵的开放啊。

南都：语言风格上你是有意识地规避规范化吗？

李静：恐怕是的。不但想避免规范化的语言方式，也试图避免文章样式的重复。我只希望自己的批评文章能有一点“作品”的诗性品质。

另外，我读大学时的几位老师也对我影响很大。北师大的任洪渊先生，当时教我们当代文学他解读诗歌的方式和他的文章给我们冲击非常大。当时就觉得一个理想的文学批评状态是一个自足的文本，很漂亮，有点像罗兰·巴特。但是比起巴特，任洪渊的文章更结实。他对诗的意象捕捉和发挥，以及解读让你有通灵的感觉。

南都：你分析莫言的小说和过士行的剧作时均用到巴赫金的文学理论，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李静：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是对我启发最大的巨著。它用狂欢理论分析拉伯雷《巨人传》的怪诞美学，谈论诙谐和自由的关系，以及对非官方真理的呈现，等等，这些元素，在莫言和过士行的作品中都有鲜明的表现，那么把巴赫金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来应用，就是非常趁手的了。(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南都：由于你评论的对象大多还在创作，你是否会担心自己以前的文学评论会失效？

李静：担心？怎么会呢？当你对评论对象投注生命的体验，并把对它的判断和自身的困境与爱恋联系在一起时，评论本身也就成了一个创作的过程，也成为一个生命，它会带着评论者的欢欣与痛苦，继续活下去。

我现在看自己对王安忆的批评，十年前东西，现在看依旧有效，因为它不光是写王安忆这一个作家。批评者的态度是一个恒在的态度，它不是石桩，有人格在里头，它就不会褪色。(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南都：除文学评论外，你也有涉及戏剧的评论，目前戏剧评论家大体是怎样的状况？

李静：作家对评论家不满意，戏剧界的导演对戏剧评论家也不满意。评论家总是将目光集中在戏剧文学的分析上，这让导演们对此很恼火：“戏剧是舞台的艺术，表演的艺术，你不分析我的舞台、我的表演，只分析剧本，那不成文学评论了吗？哪儿是戏剧评论啊？”这是最多的一种指责。戏剧评论家还真是多从分析剧本的思想主题着手，很少从舞美、表演、节奏、导演手法来评戏。这大概因为大学的戏剧教育主要是戏剧文学教育，很少舞台实践，缺少舞台意识，写出来的评论当然是这般模样。

采写：南都记者邵聪(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