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我按照我的规则生活 只是尽量思想开放一点

2012年04月14日 16:48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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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走过江湖的人

南都：你的青少年时期都在“文革”里度过，是怎么过来的？

方方：文革时我上小学四年级。不可能投身革命，基本上是个糊涂的看客。1974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到1978年我扛了四年大包。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四年，我上了两个大学，一个就是这个社会大学，另一个是武汉大学。这两个大学对我来说到今天创作都特别特别重要。

我生活在知识分子家庭，，对整个社会根本是一无所知。搬运工生涯，让我了解到了这个社会的另一个层面。小说《风景》便是我工人生涯的记忆。我小时候经常到我妈妈朋友家去，要路过那个棚户区，可以看到那些人的生活。当工人后，才知道那些棚户区，就是我同事们的家。我深入那里之后的震惊感远超过路过时的一瞥。小说有不少细节是我自己亲历的。小时候，我妈妈带我们到儿童商店买东西，小乞丐从我们手上一把抢过去吃掉，也是我的亲历。如果你是富人家的孩子，生活优裕，可以到儿童商店去买皮鞋裙子，那么对小乞丐会觉得很烦，少有同情。你没有底层老百姓的感受，你认为你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而当了工人后，我跟这些最底层的人一起拉板车，扛大包，知道了他们过着最穷苦的日子，住最破的房子，你的心自然而然与他们贴近。而他们如此的生活状态，却仍然乐观和自足，也让你不解。你觉得或许这就是他整个人生观。当时是没有这种想法的，上了大学之后回想起这些，觉得非常愉快。我以前那些同事，他们的价值观经常跟人不一样。比方说一个同事一早上班去，很高兴地告诉我：“今天早上我妈妈跟我说事情，结果我一脚把她踢到墙角，半天都没爬起来。”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大逆不道，把妈妈一脚踢到墙角倒在地上，他却很轻松很开心，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很恐惧。还有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开口就必定要骂人。他们也很有江湖义气。所以我说我是走过江湖、有江湖气的人（笑）。江湖气实际上就是这些工人给的。比方说一起出去，坐公共汽车，那时候抢上车抢得不得了，中间发生冲突，就算我跟你在单位是死对头，但是我还是一定上去帮你的忙，去打退对方，哪怕打得我自己坐牢。

南都：你当时做什么工作？

方方：扛大包、拉板车啊。高中毕业后街道给分配在运输合作社嘛。当时有政策叫“多子女留身边”，我哥哥他们都下乡了，我是留在家里的那一个。那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没有工作，需要靠我来养家。我之所以去当搬运工，是因为当时搬运工工资很高。学徒工十六块到十八块嘛，我一去工资就是十八块，三个月之后就是四十二块。四十二块钱我就可以养活我母亲，我母亲是大小姐，过惯了富裕生活，家里突然没钱，我觉得她会很难过的，所以我决心挣钱来养她。

南都：当时你体重有多少？

方方：九十斤，瘦瘦小小。记得有次扛面粉，面粉一袋是五十斤，两袋是一百斤，一百斤一根竹签。一天的工作量就是给你一把竹签，出门扛两包交一根竹签，交到竹签没有了，工作量就完成了。所以不能够一包一包地扛，必须两包一扛。

南都：你是怎么考上大学的？

方方：每天下班回去复习，经常停电，就靠蜡烛、煤油灯看书。早上五点多赶公共汽车出去上班，因为六点半要开始政治学习，中午在单位，一到晚上，天差不多黑了才回家，就靠晚上复习。我住在黑泥湖一带，小说《乌泥湖年谱》里有提到。上班要转车。当年搭公共汽车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人多到车厢里爆满，我们经常吊在门外，用手拉着那个门把手。我一个同事就是从公共汽车上摔下来摔死了。

年轻的时候不怕苦，年轻人不觉得苦，年轻人吃苦是应该的。你吃了苦之后，回忆起这段生活，你知道自己是真正受到锻炼的，以后你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人首先要脑袋长在自己的肩上

南都：你从大学毕业出来是1982年，然后步入文学界。八十年代出现在文学界的时候被称为新写实主义，现在这个词还适合吗？

方方：我其实只有几篇作品是算是新写实，比如《风景》、《落日》。但同期发表的《祖父在父亲心中》、《桃花灿烂》，这都不能算。有不少评论家也这么说过。不过，评论终归是需要把白菜萝卜归堆。他们把我归在新现实里，我觉得也没什么。(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南都：但是在八十年代，大家的走向是非常分散的，出现了许多流派。你当时是怎么确立你的文体形式的？

方方：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应该注意1985年，1985年阿城发表他的《孩子王》，王安忆发表他的《小鲍庄》，莫言发表他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发表他的《爸爸爸》，都是他们个人创作中间最重要的一年与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新时候文学的顶峰。1985年，中国的文学显示出空前的繁荣。思想解放到了1985年时有了成果，文坛呈现出一种创作上的自由、文体上的成熟。

这些作品出来，给正在写作中的、同样年龄的作家极大的激励和启发。1985年对我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从在这么多作品中忽然就醒悟文学是可以这样写的。你根本不会考虑读者喜欢不喜欢，赚多少钱，这些东西都不是因素，就是要呕心沥血，把你的思考、情感表达出来。然后1986年由于一些个人经历，我的创作开始变化，在1987年写了《白雾》、《风景》。而在此前发表的《大篷车上》等小说，显得何等幼稚，它只是年轻的浪漫主义。

另外，我们五十年代出生这些人的个人阅历不同，比如青少年时代有的当兵，有的当工人，做了不同的职业，有着完全不同的阅历，这些所有的不同，会熔铸在你的作品里。我们是在一个强调“大我”的年代成长起来的，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们属于这样一个没有自我的年代，可我们的作品却出现一些非常个人的、不同的东西。读梁晓声、读王安忆、读张炜、读韩少功，都是不同的。每个人作品都带有强烈的个人记忆和时代记忆、民族记忆，文学创作终归跟记忆相关，尽管你哪怕写的不是你自己的生活，可是在印象中东西也是在这里，所以作品反而显出很多的层次。

南都：然后到了八十年代末，全民又遇到了一个转折。

方方：九十年代我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乌泥湖年谱》，写的是知识分子1957年到1966年这十年的经历。一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良知，从1919年以来都是知识分子在引领这个社会，但是到了1966年，他们却仿佛在一夜之间崩溃。

我写的不是人文知识分子，而是自然科学知识分子，也就是我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作品以修三峡大坝为背景，讲这些人领命而为后的经历。他们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四清”，运动一个接一个运动过来，如同小刀慢慢在身上挖肉，初始只是小疼，便忍着。一忍再忍，忍到“文革”开始，这个被挖得只剩骨架的人，便全面倒塌。我想写的是那段被挖的经历。可惜很多人看不懂，包括我们的评论家们。

南都：进入九十年代，突然之间需要向钱看了，民间也重新有了一些自由度。

方方：九十年代以后很多人下海，而且整个推向市场化。我之后写得比较少，主要在全力做《今日名流》这本杂志，那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反思“文革”，所以就做了“文革”档案这样的栏目，包括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这样的人的回忆录。我当时的观点就是，让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来回忆，因为一个人的记忆就像一支手电，只能照亮一个点，无数人的回忆，便形成聚光，才能让“文革”的图像从不同角度尽可能清晰和完整。每个人记忆是有误差的，误差大极了，大得你都想象不到。

南都：那么进入九十年代后，你是如何保持了严肃文学创作的？

方方：就是本能。我当时写的作品也不多，办杂志确实耗了很多精力，写的作品也比较少。把精力放在做杂志上，是因为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觉得人首先要脑袋长在自己的肩上。这是大学教我们的。进大学的时候我们是脑袋长在别人身上，长在报纸上，长在领导的话上、文件上。出了大学，明白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眼睛看社会，看万事万物，按自己所受到的教育、知识背景，以及对历史的了解，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决定你应该做什么。

南都：但目前的大学往往没有执行好这个任务，而且社会没有给年轻人太多退路，往往年轻人还没有彻底地清醒过来就被抛入到每日工作下。

方方：我们和以前的年轻人不同。现在年轻人出来是趾高气扬，自负、自信。我们出来是很胆怯的，夹着尾巴，没有那么强的自信。我们的时代是尊老的时代，是年纪大的人来引领你的那个时代。他们要欺负你是很容易的。知识分子也要夹着尾巴。

我们这一代人也没有这么多传播渠道，现在的年轻人，穿上个马甲就有发泄渠道。我们这种知识分子都是老老实实走过来的，即使思想上有完全的不同，在行动上不能反抗，或者根本也不想反抗。因为你得遵守老年人定下的规则。所以我们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人：我还按照我的规则生活，可是我是尽量可能在思想上能够开放一点。我做杂志也尽量能够让别人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