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我按照我的规则生活 只是尽量思想开放一点

2012年04月14日 16:48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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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在德国法兰克福

战斗的双方都是自己人

南都：你在2011年出版了《武昌城》。武昌是你的故乡吗？

方方：五十年代我父亲从南京调到武汉来之后我就住在武汉，当时我两岁。所有的个人记忆都在这里，所以武汉就是我的家乡。我几乎没有离开过武汉。现在算起来，离开武汉最长的就是两个月，出国两个月待在德累斯顿，那是我离开武汉最长的时候。

南都：怎么会想到写武昌攻防战这样一个主题？

方方：当时我在写《汉口的沧桑往事》，写汉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很多方面的问题，于是在资料里面我就看到了武昌攻城战。湖北省政协和武汉市政协的文史资料里有大量当年的回忆，都是口述史。这些资料太了不起了。到现在蛇山上碉堡都还是在的，大东门还是武昌最热闹的地方，但是城墙、战斗痕迹都早已不在了。我在资料中看他们怎么攻城，怎么守城，然后再以文学写作的想象与结构来写。

南都：你第一次出国去的是德累斯顿。君特·格拉斯从德雷斯顿的废墟里爬出来的时候，面对的也是一座变成废墟的城市，这与武昌的结局类似。

方方：是的，德累斯顿大轰炸，非常惨烈，其程度比武昌战役惨烈无数倍。它现在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市，废墟很少，修复得也很好。德国人很尊重自己的历史，他们把废墟还原成原来那样子。我们看旧的照片与现在照片的差别不是很大。已经轰炸成这样子，他们还努力把它复原。你看轰炸过的德累斯顿的电影、旧照片，真是触目惊心的。而他们居然能够一点一点又回到那里。他们对自己的历史很珍惜，这里有个人式的情感在里面。

而我们的城市全部重建，离开这个家很久之后，人的乡愁不知往哪儿寄托。因为在家乡已经找不到记忆，一切跟以前没有了关系。但是一个老德累斯顿人回来找到那儿，还是跟过去差不多，他觉得这个城市还是他的，以前所有的记忆都会唤醒。我们现在没有了，个人记忆全不行了。君特·格拉斯似乎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文学是个人记忆，无数个人记忆汇集一起，便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大约如此，我记不准确了。但我觉得正是如此。记忆是需要被呼唤的，回到我们生活的地方，一山一水一街一楼，都能唤起我们对过去的回想，能让我们触景生情，也会引发我们的思索。如果一座城市或一个村庄，只知日新月异，并不是好事。记忆就是文化，无限制地改造城市，消灭了我们的记忆，其实也是在消灭文化。

南都：《武昌城》出版后，许多读者惊呼原来大东门这里确实有过城门，大家都不知道武汉以前是一座城。

方方：是呀，大东门就是宾阳门，打仗最激烈的地方就在宾阳门。小东门就是当年的忠孝门。武汉人都不知道过去过去武昌曾经有城。有城墙、城门以及护城河。

这段历史教科书上不怎么说，人们也不便谈，因为它毕竟跟国民党相关。这场攻城战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北伐军打的，蒋介石是总司令。历史就这样被屏蔽了。时间流逝，老人逝去，他们记忆中的这些事情也随之而去。新的人们不知道，而城又早被拆毁。人们一睁开眼，就是一个无城的武昌，没有任何遗迹唤起他们对那段往事了解的欲望。人为的、自然的原因都有。总之，武汉人的记忆中是没有武昌城的。连我自己住在武昌都不知道。当我看到这些资料时，很震惊。四十天围城，这里面多少人的命运被改变。

南都：写《武昌城》的感受与之前几部小说有什么不同？

方方：写《武昌城》的时候，我已经年过五十。当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对人世的了解更为透彻，我能够把自己拉得更开，也站得更高更远。这时你就知道所有的问题都不是简单地发生的。《武昌城》里面这些人，无论革命军还是北洋军，每一个人认为他们的战斗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

南都：但是到最后变成了一种悲剧性的对抗。

方方：他们的选择致使他们踏上了完全不同的路径。《武昌城》里面那些人就是这样。

南都：本次文学奖的一名评委认为，这其实不只是在写攻城、守城两方，而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方方：或许吧。其实我们到现在来看那段历史，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北洋军阀，我们会更客观的。时空使我们现在得以超越立场，它滤掉了很多的细节，尤其是滤掉了我们个人的情感因素。如果“我”是北伐军一分子，那么“我”可能非常恨北洋军，说“你们把中国搞成这样”，因为“我”亲眼看到你怎么欺负老百姓，把这个国家搞成这这样。而“我”如果是一个北洋军，我会觉得北伐军你这么闹腾不让国家稳定。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当时语境下的立场，这与个人经历也有关系，比如北洋军阀伤痛了我的家庭，我会站在北伐军一边，北伐军伤痛了我的家庭，我可能站在这一边。他有个人情感这种东西在里面，它主导了你的观点，你的投入，你的世界观。我们现在没有这些，所有这些细节跟我个人都已经没有关系了，我就可以更客观更冷静。所以我觉得文学创作是需要滞后一步的，尤其以历史事件为主体的小说，更需要有时空的隔断。(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南都：你历史观的源头是什么？

方方：作为一个作家，更重要的不应该是褒贬哪一派。我没有权利去评判，我不是参与者。历史的逻辑是赢家就是正确的。我觉得作家应该是人道主义者，站在人本的立场。战斗双方的人，都是我的自己人，我的敌人只是战争。我想我应该是一个人本主义者。

南都：但在你成长的六七十年代，这种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是被批判的。

方方：但正是因为批判才能够让你思考。我们从“文革”过来是一直批判人道主义的，更不谈人本精神。但是表面上批判，大家心底是有疑惑的，并不赞同这种批判。文学本身是人学。我作为一个作家我没有理由、没有资格去站在任何一边来评判。每个人有他独立的出发点，这是由他的经历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我肯定不是能超越这个时代的人

南都：你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当时也受到冲击了吧？

方方：那当然。但是我们没有被冲击到全家赶出去那么严酷的地步。至少父母都在身边，父亲去了五七干校，还有正常工资，能正常生活，没有到家败人亡、失散流离的地步。同时父亲要写检讨，挨批判，你要夹着尾巴做人，我不能够像别人那样去参加什么红卫兵，其实这种经历也是一种成全，它让你冷静，因为你根本没有热情的机会。

南都：在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历史观和道德教育下，把怀疑留在心里。

方方：是的，但我在那个时候也没叛逆，怎么可能叛逆？我肯定不是遇罗克张志新这样能超越这个时代的人，大部分人超越不了这个时代给你的一切。我是很老实本分地跟着国家走。

另外，我的性格本身就是偏沉静、平常的，是跟着大家过生活的人。在“文革”中主要是读书，特别国外的小说。雨果的人道主义东西他是给我们有影响的。他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等，读雨果，你就很知道人道主义是怎么回事。从雨果那里你知道一个坏人和一个好人的形成以及区分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南都：当内心世界和现实产生这种反差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呢？

方方：没有什么。虽然革命天天有，但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跟革命还是很远的，你过你的，他搞他的，跟你没有太大关系。当然学校、单位会搞大批判，但他批判他的，就算有冲击，但它到底没怎么影响我们的基本生活。

南都：你在“文革”期间读书的时候，西方给过你什么样的影响？

方方：我在“文革”期间虽然也上学，但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大量的时间就是读小说。民间流传的书是很多的。大仲马、雨果的书都是民间流传的，那时候什么小说都看。当时没什么娱乐，电视也没有，广播也没怎么听的，国内也不出版新小说。那就只能抓到什么书看什么书。真是只能用如饥似渴这样的词来形容，你没有其他选择。

南都：但是你在写作笔法上并没有受到很明显的西方文体影响。

方方：可能吧。我个人更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上大学之后，读了更大量的书。像《静静的顿河》这类书便是在大学期间读到的。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

南都：《静静的顿河》也是一部以人为中心的作品，一个人被命运逼着不停转换阵营。今天我们又在重现强调人本精神，这样的精神明明已经在很久以前就被提出来了。

方方：时代精神本来也没前进过，本来就是一直在倒退的（笑）。每一个时代都说本时代是在倒退。周天子的时代有多好，天下为公，是吧？那个时代的人要继位都是不愿意的，要到山上去隐起来的。时代就是自然而然变成这样的，你没有办法。这种倒退或许也是前进，关键是你站在哪个方向去看。《武昌城》里面说了好多话，讲到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等。我在里面借用一个老人的嘴说到：“天意如此，又岂是人力可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