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巴金的三哥是我先师 终身未娶

2010年12月01日 09:16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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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右）和他三哥李尧林的合影。

留学时的李尧林。

■ 海上名家

1 先师李林及南开温馨记忆

一九四二年前后，先师李（尧）林先生从天津移居上海。

我不用“恩师”，因为它不准确也太封建气；也不用“严师”，因为完全不合实际。因为他实在是不同于别的老师，是以亲切和谐对待同学，以“小友”或云“忘年交”的姿态彼此相处的。他出身于“燕京”，自然带来了一些“洋气”，他打网球、听音乐；与同学一样，在食堂吃饭，与同学同桌用餐；他的英语课不循常例，教唱洋歌，带同学走出课堂去“实习”；他有时也批评，如在课堂上发现同学互递纸条、不注意听课时，他就缓缓地用带四川味的普通话说道，“不要传书递简”。他在校务会议上对“舍监”查房时发现同学读书太杂，企图加以“整顿”时，就站起来反对，保护同学……这许多不合时宜的言行，引起了同事的惊诧，但他我行我素，不以为意。

他喜爱文学，爱藏书，我在他宿舍的书橱里发现了那许多新文学书，但看见玻璃橱门上贴着“概不外借”的纸条而露出失望的神情时，他却要我随便挑，使我借到了《我们的七月》这样的书。周末，他把家在外地无处可去的我，找到他的小小宿舍里玩，用洋油灯煮梨片吃。当《水星》发刊时，他在学校里贴了一些纸条，征求订户，他自己则是代理人。他的弟弟巴金（李尧棠）的长篇小说《家》正风行一时，是文坛上新出现的一位名家，听说到天津来看他。深想一见，却迟疑地不敢动问。这些是在南开中学度过的五年读书生活中总是忘不掉的温馨记忆。

李林先生的行踪很快被我打听到了，原来他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霞飞坊里。巴金住在三楼，他去内地后就由李林代为留守。在上海与老师重逢，知道他怎样从日寇的炮火中逃出“南开”，不用说，他的宿舍，和那些辛勤收集的新文学出版物也同样在敌人的炮火中化为灰烬。他逃到租界里在一家熟人家借居，同时为房东的女孩子补习英文。又遇到多年未有的水灾，这才到上海来。

李先生一直未婚，过着单身孤寂的生活。我在闲谈中感受到他在天津冯家寄居时，与听课的女孩子有隐约的情感联系。我还见过从天津赶来的女孩子的弟弟，一位脸上有着红记的中学生，一位神情诚挚、不善言辞的青年。在霞飞坊座上，无言相对。他远道从天津赶来探望，会带来怎样的问候、信息呢？我这局外人是无从领会的。李先生是一位负责任的正直的人，从他勉强地殷勤接待远客，在我这个外人在座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谈话，只是枯坐相对，我已经从气氛中感到凄恻、寡欢的滋味了。

李先生平时驱遣寂寞的方法是翻译。译冈查洛夫的《悬崖》。给他以支持和鼓励的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朋友和他的旧学生们。译笔的精美使话剧演员在录取考试中朗诵一段译文作为“试卷”。李林译的《悬崖》根据的是一个英译简本，出版于孤岛的上海，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译文丛刊”之一。

李先生的活动范围只在居处附近，国泰电影院和兰心剧院，他在前者看电影，后者听音乐。我常常作为陪客同去。兰心是“工部局乐队”的演奏场所，水准不低。他喜欢坐在中排右边座，看电影也是如此。此外，就是逛书摊，买英文旧书。记得我买过一册俄国布宁短篇的英译本送给他，他高兴地说，也许就是他翻译的底本之一。

2 巴金藏书及“尧林图书馆”

在霞飞坊五十九号，在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住底层，二楼是客厅，三楼是巴金藏书兼工作室，李先生则住亭子间。有一次他带我参观三楼藏书室，只见整个房间都被排满的书橱占据，书架成排，中间只留下仅能侧身而过的空隙，书橱里全是外文书，据杨人楩说，巴金所藏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书籍，在远东是数一数二的。巴金这一习惯一直到晚年不改。年纪大了，不能跑书店，索性委托新华书店，每逢新书到货，就为他选出文艺方面的新书送货上门。我就多次看见书店送书光景，书成摞地放在客厅地板上，老人高兴地看着，并不一一翻阅，只是高兴地笑。他说过，这是为“尧林图书馆”买的书，是为纪念李林先生而设计的。

有人说，巴金的藏书中没有线装书。这话说得不十分准确，其实他也有名贵的线装书，如鲁迅、西谛签名的初版《北平笺谱》，郑振铎编印的《中国版画史图录》，还有西谛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那是几百册一集的大丛书，他预订了全套，虽然至今没有出完。这许多不是线装书是什么？

不过，他对古旧线装书没有好感，也是真的。我从收藏新文学善本书转而收藏线装旧书，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的。但他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反对的意见。那时我去霞飞坊常是提了一大包旧书的，从不敢提进客厅，只放在进门处地板上。陪我逛旧书店的是汪曾祺，却十分看不上旧线装书，常以“明残本”相讥。直至曾祺晚年，为《书香集》撰文，还写了一篇称赏一折八扣书的文章，也含有讥讽版本书的“微意”。有人说曾祺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用意不明。要说“琴棋书画”，“琴”或可以“笛”代之，曾祺都是拿手的，只有“书”一门独缺（书当然指书法，这里也可借指书籍），未免“遗憾”。这于他的散文成就，因之而少了些亮色。姑妄言之，以待匡正。

平明出版社初创时，我曾推荐过我的朋友周汝昌的处女作《红楼梦新证》，不被接受。后来文怀沙转给棠棣出版社印行，成为畅销书。

我还有《西厢记与白蛇传》一书，一九五三年由平明出版社印行。一年后再版前，老板李采臣找我商量，拟将附录“祁彪佳《曲品》残稿”部分抽去。我立即同意了。采臣精明强干，是经理部的好手，过去从不过问编辑部事务。这次提出抽换，可能他觉得《曲品》徒然浪费纸张，但事前必然取得巴老同意。“平明”出版方向，以译介西方（包括旧俄）文学作品为主，这些决策，自在意中。但我以为后一书的真价，百分之八十在于《曲品》，它是新发现的关于古典戏曲文献的重要著作，为王国维等所未见。但这和出版社出书方向不同，也是显然的。所以我毫无异议地立即同意了。

巴金还托我向旧书店找过一部线装全套的《绣像小说》，这是最早以杂志形式出版的小说创作丛刊，一套若干册，收集不易，索价不菲。这怕是他向旧书店买的唯一书籍。

此外，我也光荣地为“巴金藏书”中添了两种真正的“古籍”。

3 巴金晚年及对我的批评

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次在武康路做客，落座未久，巴老手执一册《读书》走来，“怎么净写些我也看不懂的东西！”这是少有的对我的严肃批评，给我颇大震撼。

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重新获得发表作品权利以来，我的确写了不少东西。我当时的写作，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写杂文和游记零篇，多发表于“大公园”，荣幸地追随《随想录》之后以“特约稿”的方式出现；二是写较长篇的记人、记游文字，多发表在《收获》上；三是在《读书》上的连载“书林一枝”。

当时拨乱反正，被抄没的藏书，陆续部分地发还，这意想不到的旧物重归，在我是一种大欢喜，也触动了旧有的读书灵感，在写了一些论辩文字之外，也说到有关访书的种种琐事。说的是旧人旧事，但也不老实地隐约地说到零碎感触，表面上看是在抄古书，但自有自己抄的方式、方法。我在“故人书简”中录入钱默存信中语，“忽奉惠颁尊集新选，展卷则既有新相知之乐，复有重遇故人之喜。深得苦茶庵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默存写信，正如他随意谈天，不可当真。我想这种联想必不只是一人，看见也在抄书，便归之于周作人系统，不知像钱默存，于同中能见其异，不致陷于隔膜。我想巴老的意思也是如此，他鼓励我多写作品，但又不愿我陷入“骸骨迷恋”，这也正是我时时警惕、提醒自己的。

巴老晚年曾写忆郑西谛文，未能完篇。其中透露他对古典文献的看法，值得注意，这是老人思想更成熟、更圆满时达到的境界，不是或人所尊崇的什么“思想者”，是必须刻意分辨，郑重对待的。

二〇一〇·十·七

□黄裳（上海 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