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民间电影联盟现场：自我审查碰到界限

2011年12月05日 17:41
来源：重庆电影节 作者：赵斐 尖椒 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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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影片在内地放映，在观众们被他们的维权行动所触动的同时，也如郝建主席在交流会上向三位香港导演感慨的那样，“你们是幸福的”。在一个“游行”、“广场”、“静坐”都成为敏感词的制度下，看到另一群被称之为同胞的公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愿望而发出声响，难免会带有一点羡慕嫉妒恨的情感，尽管那些声响此时仍然是无力苍白的，但民众们的号召所带来的影响以及话语权的体现，不可否认，这就是民主自由的进步。

另一社会题材的影片《T婆工厂》记录了七对菲律宾女同伴侣,包括她们的访谈纪录、参与劳资抗争的情形和工厂宿舍的集体生活。在带有明显歧视性的移工政策下，台湾移民女工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进行集体抗争，彼此相濡以沫，从中产生的同性情感成为了片中的一大温情元素。拍摄后期，导演去探访片中的七对同性伴侣，她们都已归国，相互间的恋情或许因为岁月，或许因为现实，也都消散了，但如影片最后所说，“关于爱情和迁徙的故事，总是会持续下去的”。

该板块还选入一部比较清新的澳门影片《时光机》，以半剧情半记录的形式，讲述一个少年因一张照片，而开始追访行将消失的渔民和渔民文化。微博上新野光评价：“散文诗式的调调，镜头语言讲究而流畅，还闻得到海腥味儿。虽然比较简单，但不错了。”

影片放映结束后，应亮和崔允信、卢镇业、林森与观众一起针对影片、华人民间电影联盟、不同地区间的社会运动等进行交流。

崔允信：我也会去想怎么去拍这片子，让它卖的好一点。其实我觉得可以大概就冲对方去学习，我一定要他们去香港，因为我到过北京或者其他各种地方去放映，就觉得这个气氛是截然不同的。像我来内地放映，放纪录片，这片子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争论，其实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交流。

香港拍摄上的政治干预：

崔允信：在香港不会有很明显的政治干预，但是整体的社会气氛就是你做这个事不会有太多自己吧。也许简单来说就是自我的整调。

介绍下电影联盟：

应亮：上半年的时候跟崔允信碰到，他问，我们影展有没有兴趣和另外几个11月的影展同时放映，做一个联合，比如说他们做的独立电影节，还有在台湾的南方影展，互相放对方的片子。而这个片子到底定个什么主题呢。我们当时有个粗略的讨论，觉得跟民生有关，这样的话呢，这个影像本身的鲜明性也会比较好，那么我们这个联盟就大概有一个方向去做。具体是怎样去做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那么最终除了台湾、香港，深圳的圆筒艺术中心，还有澳门的一个机构都合在一起来做这件事。现在放以及我们今年的一些片子未来还会在香港独立电影节放，这些都是这个联盟的开始。

崔允信：我相信华语的地方电影可以有相互向对方学习的地方，所以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联盟去连接起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都希望有一些具体的东西是可以拍出来的。就像我刚刚所说，其实原来我们的电影在国内在不同的城市都有机会看到，然后可能国内可能不能从现场去放一些记录片，在香港我们可以用放DVD这样子这些片子。长远来说，应该就希望可以鼓励更多的人用影像去拍一些这社会议题、民生这样的东西。

我从香港出发，现在在香港，你放什么电影，一定要看大陆的市场，这就是香港的工业。但是，我相信现在香港很多年轻工作者，包括现在在我旁边的两位，我想他们都不希望看见自己的前途最好的时候去拍《叶问》这类片子，这应该不是一个太大的鼓励吧。所以我想如果是能够把握香港另外一些最好的东西，我们经常说，香港是一个最自由的地方，我们利用这一点，去拍一些东西，内地类似霸权相关机构去留意，我不太想用霸权这个字，但是这两个字害得我很惨，所以我反过来说，希望可以多些人去拍吧。好像我自己，从刚刚开始的时候，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但是一定要开始，我觉得。

我看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像香港拍过的一个小川绅介的日本的纪录片的回顾影片，反应都是很多人都想象不到的这么好，因为比我们老一辈的影片的挑选人，他们在大概的十年前，

在香港办过一次回顾香港的影展。可能现在有一群80后的年轻人出来，他们怎么去看土地、农民，这些都跟以前完全不同。所以电影在上映的时候不仅是票房很好，还有就是讨论、反应都很好。他们好像都很理解小川这样一个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还有就是我们刚开始宣传的时候，没有利用主流的媒体，反正也不会利用，因为他们都不懂小川绅介是谁，所以我们是用facebook，嘿，你们不可以（笑），进行网络上的宣传，所以反应已经很好。反过来票房很好，反应很好的时候，主流的媒体开始关心我们。所以我觉得应该你现在去做一个东西，然后才可以影响主流的媒体，要不然你在香港去拍一些东西，一些独立的东西是会消失在这个主流当中。

应亮：我再问崔允信一个问题，我们影展从这一届开始感受到外部的压力，之前没有，之前四届都很轻松，虽然可能在重庆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干些什么。然后这届呢，影展前三天，突然原来之前几届给我们场地的那个学院不愿意，然后有很多理由啦。最根本就是怕担风险啊，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跟我说，这个“华人民间电影联盟” 这个有点敏感，看到这几个字比较奇怪。然后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下，就是放什么样的片子。他觉得这个东西也很难做判定。我们几个同事也一直在讨论，其实那个学院也没有看过我们今年要放的片子，其实过去放的片他们的领导也没有认真看过，但是一直在做自我的审查，在做一个风险的消解工作，那么作为组织影展的人来说，也需要去找这个界限在哪，比如说“华人民间电影联盟”是不是碰到了一个界线。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也不会告诉我们，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个界限究竟在哪，什么是审查的标准？这是没有的，是特别奇怪的，人人自危，所有人都躲在一个地方，反正我离水远一点儿，那就好，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状况吧。我不知道算不算普遍，但至少我们影展现在在慢慢地触及，你有什么看法？

崔允信：你有什么看法？这也是我有担心的问题，就是香港也会有，如果我们很高调地做出一些东西。香港人都是很功利的，通常都会用，我们叫做成本，一个框架吧，互相大家会比较知道，我可不可以去做。所以，我还是看你的。你们有什么看法，因为我觉得在香港真的还是不可能有这个问题。就是有一点人打架，可能对我们来说，也是多一点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