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民间电影联盟现场:自我审查碰到界限
应亮:我想他们可能比较害怕“联盟”这个词。
崔允信:可叫合拍独立电影。
应亮:合作社
崔允信:对,对。
应亮:他们才懒得看这些片子,其实名字最容易淡忘,包括领导也淡忘了,什么叫“那年,春夏”。
崔允信:因为我在微博写过《那年,春夏之交》。
应亮:好吧,那就是你造成的。“皇后”没问题吧,“皇帝”可能有问题。我问一下林森。我特别想请林森来,是因为林森拍过《人在皇后》这个片,参加过那一系列的运动,当时也有另外一个老师给我介绍林森他们参加运动的过程,我就觉得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这次也放了其他地区关于抗争的片子,比如说《广场》啊,刚才的《T婆工厂》啊,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都特别有方法,有特别明确的主张,或者智慧,以及他们之间的这种民主性,这些东西在这些片子中都得到体现。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上,根本还谈不上这一步,因为走出来就已经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了,比如说89年。走出来以后,哪还谈什么合作啊,哪还谈什么投票啊,互相之间哪还谈下面的那一步该怎么去做。没有人谈了,因为走出来就不容易了。尤其大的商业浪潮席卷到今天以后,更谈不上了。因为我们拥有的东西太多了,尤其物质的东西太多了,你要甩掉它走出来,那是非常巨大的代价,比如说89年来讲的话,是非常需要代价的。那么你们所涉及到的、所经历过的、所讨论到的那些主张啊、宗旨啊对我们来说是一片混沌。你能多介绍一下你们当时的策略啊、智慧啊这些东西吗?
林森:其实这些,我自己这几年在香港社会运动的经验,其实要说,香港其实也有社会运动的例子,只是很多香港人也不会记得,也不会再说,比如五六十年代也有很多反英、反对殖民机构的一些运动,对于香港今年在商业上的发展,已经很多人都不会想那些。但为什么近几年在香港的社会运动会比较有趣,就是很有魄力的、很不同的,因为很多人就是觉得社会运动要有很多的知识、很多的学问才能够去做,其实那也是被一些在社会有一定成就的人去掌握,那些就没办法跟民间的一些问题联接起来,譬如说你要跟一个工人去说一些资本主义怎样对你不好,你怎样被压制的很惨啊,可能最初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想我自己靠自己努力打工,我没有这个运气。所以可能我们需要用另外一些渠道去做。当然那些关于抗争的一些论述也很重要,但是另一方面是我们要怎样去感动一些人走出来,因为我们会想自己为什么会走出来,也是因为自己第一个被感动才走出来。然后很直接的就是我们会想到艺术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感动人的东西,我们可以想一想怎样用艺术让很多不同的人,工人到知识分子,都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去参与,所以我们在天星就常常会搞一些音乐会啊,或者搞一些读书会啊,还有就是因为一种共同生活的经验,因为我在那个地方留下来。还有就是一些朋友知识比较高,就可能有一些文章要出来。他们也会弄好吃的。都是这样的,互相去学习。慢慢比较容易的去感染,比较有活力。比如我们要搞游行,要想一个口号,我要去保留什么,我要争取什么。而游行过后,喊完了就各自回家了。可能我们要一些可以持续更久的运动,那我们就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生活,一块去生活。这个就是近几年香港社会运动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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