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生》导演阐述：这村庄故事可编成一千零一夜

2011年12月05日 14:29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马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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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生》导演阐述

关于这个村庄的故事可以编成一千零一夜。

为此，我，一台DV，住进村庄，更准确的说是潜伏，整整6年。

毫无疑问，这是一群偏执的人，做着一桩看似偏执的事。为此，他们痛苦，哀号，付以青春，甚或生命。他们所有的坚持都是为了有一天可以打赢官司幸福回乡，但他们被一张无形的网，网在了异乡。

我看到他们与自我理解的胜利之间无法逾越的距离，我看到他们为了逼近这段距离所贲发的人性的冲突与分裂。在漫长的时光之中，在大都市滚滚红尘的骄横侵掠之下，他们怯弱的背负着难以排解的委屈和期望，在皇城之根一个卑微的村庄中划出的一道道惨淡的生命弧光。

我理解他们期待、无奈、痛楚、愤懑甚至绝望的复杂情感；我惊叹他们在困境中顽强存活的勇气和力量；我悲哀于他们中的大多数胸无点墨却捍卫成通晓宪法的艰辛和酸楚；我敬佩他们历尽人生冷漠和残酷之后依然牢牢坚守着的质朴与善良；我也痛恨他们粗砺的言词中流露的短视与懦弱、他们在苦难无法得到消解之后蔓延的偏激与固执，他们在穷途之中选择方式的莽撞和自戕。

他们总是满怀期待的问我，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我哑口无言。我从未曾遭遇过他们人生中的荒唐与离奇，艰涩与无望。我既无保护他们的气概也无拯救他们的力度，我没法回答。

他们总是觉得我一个女孩单身闯入他们的世界需要更大的勇气，他们的目光充满感激和呵护。我羞愧无比。我常常希望能劝慰他们能离开那个村庄，回到自己的家乡。可是当他们泪流满面的哭喊着回不去的那一刻，我痛苦地怀疑，自己的劝慰是否损伤他们用全部的身心，以牺牲生活品质、尊严、家乡甚至生命为代价建筑起来的异乡堡垒，尽管它是那么的卑微。

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我并不是仅仅想将这个村庄里的苦难和泪水，不公或者荒谬纪录进我的影像来博取怜悯然后激发呐喊。我也并非猎奇，来勾勒一个被大多数人遗忘或者从来不曾知道的，那个世界的万姿千态来供自我或者他人饭后的谈资。我以为，作为一名纪录片工作者，如果因为故事因为情节而爱上这个村庄的不幸，那么纪录将失去全部意义，我宁愿选择放弃。

在上访村，我被迫接纳强大的命运经盘嘲弄出的人生故事。村庄让我看到，生活中永远不能解释出来的尖锐的冲突，以及人们迫切需要理解和解释它的热烈的愿望。远非他们出发时一场简单的司法错误所能解释。我看到，生存困境，如同一张巨网，人们身不由己的被卷入。一旦进入，无法前行也无法后退。出发的动因被肢解，出发的方向渐渐迷失。人们无奈跟随生活错综的冲突，作出一次又一次永远无从解释的选择。如此循环，如此往复，直至被送往一个畸形的村庄。

这种窘境，我既熟悉也陌生。

京生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她姓郝。

她的母亲被村庄里的人们叫作老郝。老郝，在SF村居住年头久，威望重。除了SF，她只爱三件事，抽烟，一个人玩牌，作店主。她的店在村里很有名，但凡常年累月穿梭北京的SF人，都住过她的店。因为安全，便宜，还因为老郝人善。后来我也住进她的店。她的店，其实是一间门面简陋的出租屋。

我住进去的那年是2005年的冬天。从这一年算来，老郝来北京SF已经28年。老郝1977年第一次来北京SF，在国务院门口生下一个女孩。老郝不识字，人们就建议她给女儿取名京生。

我认识京生那年，她28岁。

拍摄SF村，整整六年。

许多村外的人问我，当年为什么选择拍摄这个村庄。我回答，因为它要被拆了。

每一个接受我采访的村里人也问我，为什么要纪录他们。我回答，有一天，我会让更多的人们看到你们的故事。他们又说，我们的故事有什么可看的。

为了开始讲述故事，我翻出了《京生》拍摄日记。我的第一篇日记写于2005年11月8日深夜，那夜，我第一次进入SF村。因为拆迁前的动荡，村中弥漫着神秘的气氛。我接触到的所有的目光都隐藏着警惕，焦灼，还有一种排斥。其实村的后院已经成为废墟，月亮很亮，照着废墟中的一颗枯树。那天离村庄整体拆迁的最后期限还剩下一周。

第二天，我住进了村里。一个铺位在村里的平价是5元，我租下一个单间，每天15元。那时候老郝的出租屋还未进入我的视线，老郝对北京的SF生活是有长远打算的。在拆迁前，老郝就在村外物色了新的店址，她已经搬出村外了。

我给自己取了F名：小芳。很俗，但很有用。因为它不真，于是，人们会自觉的不再探究。这也是SF村的惯例。

F民老W认为，他是游荡在SF村。

游荡一词用在这个兰州来的50岁男人的身上，并不夸张。SF村未拆之前，人住得很杂，虽然他们有统一的身份：F民。如老W之类，在SF村不多也不少。我进村就需要有老W的掩护，他也这样牵引过很多想要窥探，调查，研究SF村的人。

老W喜爱SF村。他是个跑过江湖的人，他觉得他遇到这个村庄，像寻获了自己的根。在这里，他比许多人更有文化，有钱，有教养。他甚至还可以用替人写状纸赚来的稿费接济那些更可怜的F民。谈论这些，老W神色飞扬，虽然一年四季老W的着装都来自于教会对SF村的救济品。

F民老W的案件照例不大。这位兰州的下岗工人有一天在深圳的街头和一名保安吵了一架，受了伤。大概伤很小，无人愿意代理这个案件。于是，老W对深圳这座迟迟未能向他打开接纳空间的城市绝望透顶，但他又不愿回乡。老W不愿回到兰州在年迈而又严肃的父亲的逼视下工整的活着，何况那个城市也不可能给予他太多的空间。

老W是在北京南站下的车，那时他已经囊中羞涩。他撞进了SF村，他花3元最低价租下村中的一个铺位之后，他迅速发现这里不歧视贫穷，不歧视无业，而且大多数人的困境比他更酷烈，更凄凉。第二天，老W还有一桩奇遇，他替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太写完状纸，收到了第一笔稿费。虽然微薄，但足够维持他在SF村的所有开支。

SF村虽然接纳贫穷，无业，困境，但这种宽容只是开放给所有携带案件来京的F民。一旦平民闯入，他们的戒备如同坚壁。老W想起了在深圳的最后一场遭遇，他也是身携冤案。

我认识老W的时候，他已经有能力住进北京南站附近的平房，紧挨SF村。但他每天必须进村，去谈时事，去互诉案件进程，去代笔写状纸。他也觉得有责任把我引进村庄，去看看他热爱着的也可怜着的SF村。因为它就要被拆了，他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