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困境成为一种馈赠：人类学与纪录片

2011年11月02日 15:14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司徒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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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司徒安

文/司徒安

翻译/周昕

来这儿的第一天早晨，我和一位电影人一块吃了早餐，他的作品我非常敬仰。我们聊了与人合作的辛苦，以及把他们当作纪录片主体拍摄的困难，或者像我一样，以一个人类学家的方式做田野调查研究（同时将人作为纪录片主体进行拍摄）。这位导演遇到的困境是，他感觉到自己发展出了两种生命-一种是长期与被拍摄者一块的生活，日常的生活，另一种则是他与我坐在一块聊天的状态-坐在一个不错的酒店里的电影人身份。他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个将他的生命一分为二的可怕困境。有方法可以解决吗？我们如何来回答这些迫切的伦理困境？

我想这种不安指向我们如何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我们，作为人类为何总是孤独地共处。

今天我将介绍我自己以及在纽约大学的工作；同时我会提出一个问题“研究他者，研究自身”。

我是一个人类学家，同时是一个中国史学者。79年后我来到中国，进入北大哲学系，博士论文研究有关乾隆对仪式表现力（Performance）的运用以及乾隆的礼仪之书-大清通礼的编者政治。我对表现力一直很有兴趣，在英文中表现力同时代表表演和行动，它为同时思考美学以及政治提供了很好的方式。他提醒我们，人类总是以一种持续的过程来做事情、做自己，且一直在社会生活中运用媒体，从语言本身开始。

过去六年来，我以几种方式进入了中国的独立纪录片现场：

首先是我自己在北京的有关“公共城市空间的文化生产”的个人田野调查项目的一部分。我对于由官方、家庭、商品拜物教、商业（也叫购物），所生产以及表达的文化内容不感兴趣。我出没于公园、像798那样的先锋艺术现场、以及独立纪录片电影人当中，并且在公园中拍摄了一部叫做“以水书写”电影作品，讨论书法的社会生活。

电影拍摄的经验引出了第二次的介入：2006年，我与纽约大学电影研究系的同事，张真教授一块策划一个小型学术电影双年展，叫做“真实中国”，下一届电影节在明年秋季举行。这个双年展由纽大电影研究系以及我在2003年创立的宗教与媒体研究中心资助。

电影节对于电影学术研究是极好的工具，对人类学家尤其如此。电影节将导演、作家、影评人、学者以及观众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群体。所以，相比一个人在自己房间里看电影，电影节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社会语境。对于记录片来说，这特别重要，因为纪录电影所记录的是高于其他的社会关系。

这些年我们在纽约大学放映独立电影，放映超过50部电影，有超过15位导演，5位学者评论家到场主持。“真实中国”以及其他与电影人的放映，帮助美国的学生以及学者尝到了一点独立纪录片的实时进程。

现在回到开场的问题：制作有关他者的纪录片迫切的伦理问题，这个我们下午正在讨论的话题。我个人进入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通过开头提出的问题：如何对抗个人分裂成二者，一种与被拍摄者的共同的生活，以及另一种分开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