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FF8纪录片论坛:纪录片伦理及切入点
对“静观”概念的探讨衍伸至自由讨论中,张献民就自身体会阐述了“静观”的不同表现与不同方法(大致可区分为小川绅介式的积极投身其中与陶渊明式的不作为、不表达)。这一方向上的讨论直接促成了对于拍摄者与被摄者关系的具体化,值得一提的是,郭力昕指出被摄者相对于纪录片导演并不见得出于弱者地位,也有着掌握镜头的权利、甚至进而控制导演,那么镜头话语的协商是如何处理的?发言的纪录片作者中,季丹将自己与被摄者的关系描绘为“柔道”式的复杂关系,也坦言自己作为拍摄者在拍摄中主观意念的模糊;而徐童也承认在拍摄中会有无法消除与被摄者观念差异的情况出现。吕新雨就此提出的社会阶层断裂的不可忽视性激起了各种意见的碰撞,在纪录片语境下如何定义不同阶层的讨论浮出水面,其中,张献民便明确指出拍摄者对于被摄者的关注来自于个体层面而非阶层层面。这得到了本年度策展人沈晓平的回应:具体的拍摄对象是谁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重要的是拍摄过程中,关心他人是在关心自己,但生活中很多人没有这种自觉的层面。而王小鲁所点出的具体情境的必要性,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在这一阶段,更多人、其中包括若干纪录片作者加入到讨论中,观众作为整个观看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也被强调出来。熟稔体制内电视制作、同时也独立创作纪录片的王云龙强调了要考虑到观众这一不可忽视的角色,以及被摄者的隐私保护问题。另一位从观众角度发言的业内人士也质疑纪录片“过于靠近被摄者”以至于过于戏剧化的倾向。徐童的作品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范例。张献民提出身份的异质化问题,即作品完成后是什么样的人在观看的问题,强调了文本面对均质的观众群这一理想模式在实际中并不存在。
诚然,与会的学者在诸多细节上远未达成一致,而唐小雁作为一个被观察、同时也在观察这一体系的角色,在论坛中的发言、甚至仅仅是在场,便具有一种新鲜的力量。她对于独立电影创作的支持与信任令人印象深刻,而面对略有入牛角尖嫌疑的讨论走向,她所表达的自己对纪录片的理解,也让人感到值得就此将纪录片的本质置于一个更宽广的语境范畴中来思考,她的观点很简要:“互相理解,才能有纪录片。纪录片就是为了要留下这个时代的记录。”对纪录片的讨论如何在多个层面上允许不同人群的进入,也是对话多元化所引发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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