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蛙》的出炉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松绑有关

2012年10月11日 09:35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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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时我把自己当成假想敌

南方周末：《蛙》前面四章主人公蝌蚪致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4封信，让人想起你和大江健三郎；小说里蝌蚪的姑姑是你的堂姑，蝌蚪是在北京当兵的军人，和你的经历相同。你这样做是出于什么考虑？

莫言：大江先生2002年春节期间到过我们老家，他问我下一步大概会写什么，我说也许会以我姑姑作为原型写一部跟生育有关的小说，他很感兴趣，后来我带他去姑姑家聊天，姑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几次讲话时也讲到莫言的“姨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乡村妇科医生，经常深更半夜骑着自行车越过冰封的大河去给别人接生。

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自然想到这件事情，后来想到给一个日本作家通信的方式作为结构的一部分。小说里的那个杉谷义人是日军司令的后代，完全虚构的一个人物，跟大江不是一回事。我也从来没有跟大江通过信，更别说通信讨论小说的问题。把我当兵的经历放在蝌蚪身上，也是为了增加阅读的真实感。

南方周末：既然追求真实性，为什么第五章会出现一个虚构的话剧？

莫言：最后的章节变成了一个话剧，彻底的虚构，又推翻了前四章的真实性，是为了跟前面形成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互文关系。可以说前面四章的内容，就是为了最后推出这个话剧。这也是小说里面蝌蚪和杉谷义人一直通信不断讨论的东西，他想把姑姑的故事写成一个话剧，他不断的把他姑姑的一切、包括他本人的一切告诉这个杉谷义人，他姑姑的故事讲完了，他自己的故事也差不多讲完了，话剧也就完成了。这个话剧既是从这个小说里生出来的，它是从前面书信体的叙事的土壤里面成长起来的。话剧部分看似说的是假话，但其实里边有很多真话，而书信体那部分，看似都是真话，但其实有许多假话。

我觉得长篇小说结构很重要，每次在构思长篇时都在结构上挖空心思，希望能够以跟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结构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因为在思考结构问题。

每一部小说一定有一个最适合它的结构，如果找到了这个形式，那形式本身也会变成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内容和形式就会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如果找不到这个形式，写作就会很痛苦，始终不知道该先说哪一部分，后说哪一部分，也找不到讲话的语调，为什么这个《蛙》写了十五万字又放弃？就是因为结构没想好。现在这个结构是不是最完美的我不敢说，但是写着特别顺。电视剧可以这样一年年的往下拍，但是我觉得小说还是要选取精彩的最有戏剧性的部分，书信体就为这种素材的选取和裁剪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南方周末：你在创作上不想重复自己，希望有新的突破。

莫言：重复自己肯定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再伟大的天才都有限度，何况我这种普通的作家，如果没有自我提醒的话，很容易写得越多，自我重复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是故事可能重复，一个是语言重复，还有一个是结构重复，最可怕的是思想重复。

一个人刚开始写作时可以用别人做假想敌，我一定要写得跟谁不一样，越到后面就要把自己当成假想敌，能够写出跟自己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小说肯定是很好的东西，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也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我反复提醒自己要力避重复。我不敢说《蛙》这部小说完全没有重复，我不敢说这样的狂话，但只要语言上有新的追求，结构上有新的花样，思想上有新的东西那就可以发表出版了。

避免计划生育的不公正

南方周末：这本书最让人注目的是它以文学形式加入了对计划生育的讨论，你对计划生育这个政策怎么看？

莫言：我希望读者还是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姑姑这个艺术形象和小说的艺术性上头来。当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谈到计划生育。全球那么多国家，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实行计划生育，这是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的。

但是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三十多年计划生育，我估计中国现在至少多生三亿人。现在一些学者专家也开始讨论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恢复两胎制。其实他们对农村不了解，即使在最严格的时候，农村也没有一刀切，如果第一胎生了女儿，还可以再生一个孩子。而城市只允许生一个孩子。

欧洲许多国家不是怕人多，反而鼓励生育，因为它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到了北欧许多国家，有的中国人去了找不到工作就生孩子，只要生两个三个，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社会福利。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那些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

莫言：我觉得关键是要恢复生育问题上的公正，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在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的管辖范围之内，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它，但现在只变成了对少数人的一个政策，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有钱人可以买生育指标，我记得报纸上曾经登载过，说某地一个富人生了第三胎，罚款八十万，头一天给他发了罚款通知，第二天他就扛着一麻袋钱去，数了一百万，说多给二十万，你们也辛苦。

穷人可以流荡到他乡生育，生一堆孩子也没人管他们。“大腕”们可以拿了外国绿卡回中国生孩子，想生几个生几个，只有那些城市里循规蹈矩、老老实实的工人、教师、公务员不敢生、不能生。因为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太高了，一个独生子女的教育费比过去三个孩子还要高，家长的期望太大了，所有的宝都压在这个孩子身上，从幼儿园开始就要拿高额的赞助费，幼儿园升小学是一场决战，小升初是一场恶战，初升高又是一场恶战，高升大是生死搏斗，大学毕业就业又要费尽移山心力。

所以我觉得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计划生育领域的不公正，这才应该是学者们讨论和关注的重点。你不要从纯粹理论去推论，按照人口模型、数学模型来推论，首先要了解中国现在的生育到底是什么状况，中国目前的人口到底是多少，把这些情况都调查清楚之后，再来制定一个合理的公正的生育政策。我也听过关于一对夫妇都是独生子女便可生育二胎的说法，但这貌似的公正，其实还是封建的家族观念在起作用。如果一对夫妻，因为一方不是独生子女就只能生一胎，那么就是让这个第三代的独生子女，替他的祖辈承担责任，而忍受无兄弟姐妹的孤独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