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坛缺乏诺贝尔秉持的人文和理性主义倾向

作为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影响、为世界文学作出如此贡献的文学大奖, 一直没有中国作家的参与, 不能不说是中国作家的遗憾与悲哀。当代中国作家在辛勤耕耘的同时, 也应该静下心来反思一下, 看看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有多远, 在埋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 与其临渊羡鱼, 不如退而结网。我认为,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出原因。

首先,文学作品价值的缺乏。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中唯一的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就中国作家为什么迟迟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时曾说,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只有一个, 那就是文学价值。而中国作家的症结恰恰就在这里。曾经有人做过一份问卷, 就中国作家缺席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是什么原因展开调查, 其中百分之七十的选择是作家作品水平不够。我们知道要想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 仅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在新时期中国的中、青年作家中, 已很难找到学贯中西、对生活有深刻体验、知识装备全面的语言艺术大师, 这既与文革有关, 同时也应当从作家本身的艺术修养和知识结构的不足中找原因。有些青年作家虽然才华横溢, 思维敏捷, 下笔很快, 善于吸收新东西,但往往并没有抓住其精髓, 只是流于表面的模仿, 不能达到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的境地, 这样是很难写出具有深厚力度和永久不衰价值的优秀作品的。

其次, 文学艺术观念创新不够。新时期中国文学虽然在观念上和写作模式、艺术技巧等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和进展, 但这种突破和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学的扬弃和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之基础上的,因而并没有将二者融会贯通、同时又展现出当代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全新风格。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我们在借鉴的道路上一直很谦虚的行进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小说、新写实文学等等, 这些文学或多或少都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 也出现了一批较为成功的作品, 但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亦步亦趋地向外国学习, 学的多而创新少。这种学习如果缺乏创新, 就等于是在嚼别人剩下的馍, 就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

再次，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缺失。从曾经呼声较高的几名作家那里可以看出些问题。现代文坛巨匠鲁迅是最早有可能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 但他没有获奖, 并非因他的拒绝提名, 因为诺贝尔奖的评选是不以作家本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尽管鲁迅创作了如《阿Q 正传》等闻名世界的经典作品和"阿Q"这一典型形象, 但作品缺乏理想主义, 正如他所言"希望之于虚望, 正与绝望相同"。他还在《文学与出汗》中批判了文学应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的观点。另外仅有一部中篇和20 部短篇, 缺乏鸿篇巨制和大气魄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沈从文、巴金、艾青等的创作缺乏连续性, 他们都在创作的鼎盛时期中断了创作, 解放后近20 年没有作品发表, 这正常吗? 这里最遗憾的要属沈从文, 他一直在探讨人性中的真善美, 在关注生命本身, 可我们因为"政治偏见",将他打入历史博物馆研究了20 年的中国古代服饰史。巴金的作品大多是"青春型"的情感宣泄, 从人性的底蕴来看, 能反复咀嚼的作品并不多, 就在《憩园》、《寒夜》的创作中迈向新高度时, 却停滞了前进, 今天更多的荣誉和光环却来自他真诚反思文革的《随想录》,可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写了许多违心的文章, 连巴金本人也自觉愧悔不已。戏剧天才曹禺的《雷雨》、《原野》和《北京人》等具备了较深的人性底蕴, 也有理想主义的表达, 但在解放后为了服从政治将自己的作品作了多次违心的修改, 还写了遵命的《胆剑篇》、《明朗的天》、《王昭君》,这哪里是曹禺自己的剧作啊! 天才就这样被政治利用了, 直到临终才醒悟, 悔之晚矣。老舍是很具民族特色的作家, 可解放后他竟然说"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解放前发表的作品",这是何等的悲哀! 钱钟书可谓是不畏上、不从俗的少数几个文化人, 《围城》所显示出来的机智与诙谐, 使他具备了文学大师的条件, 但钱君终生只此一部, 在20 世纪近百名获奖者中还未有只凭一部作品获奖的。仅有一部作品与大师也是有距离的, 君不见罗曼·罗兰、泰戈尔、川端康成等无不是以煌煌巨著奠定大师地位的。再看看活跃在当代文坛的几位有影响的作家, 因文革等客观及主观的因素, 先天就患贫血症, 哪里还有大师的风采, 无论从作品的底蕴、气魄, 还是叙事的技巧、作品质量的稳定性等方面, 还需补充营养, 深入探究。看来民族史诗性作品的缺乏, 创作不够连续性, 尤其是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缺失, 正是中国本土作家无缘20 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