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东北乡” 莫言的野心

2012年10月11日 09:55
来源：法治周末 作者：宋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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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曾说：“为什么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因为一谈马上就会有人来攻击，很多人在批评中国作家有诺贝尔焦虑症

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预言说：“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文学奖，我看好莫言。”今年，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曾说：“为什么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因为一谈马上就会有人来攻击，很多人在批评中国作家有诺贝尔焦虑症，对我这种批评就更多了。”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与中国作家、与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一直是一个包含了中西文明和文化价值碰撞、交流的话题。这里面既包含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自卑心理，又有希冀得到肯定的愿望，还有文化和价值不能对等交流的抱怨，所以，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的关系从来就是错综复杂的。

德国《波茨坦新闻报》10月8日以“莫言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为题称，这是一个伤口，每年都会受伤，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赢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虽然高行健获得过，但他是以法籍华人的身份。不过，这个伤口在未来一周内很可能愈合。

莫言能否“愈合”这个“伤口”？法治周末记者为此专访了张清华教授，就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种种议论进行了分析。

莫言的作品一直有一个“潜读者”就是西方的知识分子

法治周末：来自非官方的消息说，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可能花落东亚：要么是日本的村上春树，要么是中国的莫言。而莫言获奖的可能性更大，对这个消息您个人怎么看？而一场莫言和村上的“亚洲的竞赛”，你看好谁？

张清华：这当然是个无比好的消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但西方人的思维我们永远没法推测。如果他们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而真正考虑文学的因素，坚持人文主义的普世价值标准，也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一定理解的话，那么我认为此奖最应该授予的就是莫言。

先不说村上与莫言谁是最好的，但就语言角度而言--汉语是世界上占五分之一的人口的语言，也是有着古老历史并且深刻影响过东亚地区和世界文明的语言。日本近代以来已经先后有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两位获奖者，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一个都没有(2000年高行健获奖时已经是一个法国作家，他受到表彰的作品也不是初始的汉语文学作品)；其次，莫言的创作就其才华与格局、其形式上的创造性而言，是最能够代表中国古老文化与当代变革的状貌的，也是最能够代表中国新文学的成就的作家之一，同时他也是当代世界范围内最好的作家之一。这一点我们对照近十年的获诺奖的作家比一下就会清楚。因此，对于莫言的承认，我以为就是对中国文学、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汉语之美的承认。

法治周末：在你的心目中，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有没有联系？

张清华：莫言是“有野心”的作家。他的作品我认为一直有一个“潜读者”就是西方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在《红高粱家族》中这种倾向就已经初露端倪，在《丰乳肥臀》、《檀香刑》、《蛙》中则至为明显。其中充满了“对话性”，对话者即是马洛亚牧师、克罗德总督、杉谷义人老师等一类人物。他们是西方文化的某种化身，也是隐含着莫言与之交流对话的意愿的人物。我认为中国作家向往诺贝尔文学奖肯定不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应该自然的、坦然的表现出这种自信。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的“约克那帕塔法”是一样的

法治周末：莫言的作品，您觉得他和世界上那些诺奖作家作品相通的地方，或者说共性是什么？特殊的地方又是什么？

张清华：诺奖的授奖词虽然简洁和简单，但总是基于某一位作家在表现民族历史、某种普世性的原则或价值、对于语言与形式的创造等理由，而我认为无论其中哪一条都是适合莫言的。他的作品可以说“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地方的，又是人类的。他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的“约克那帕塔法”是一样的，正因为他写出了“高密东北乡”，写出了那里的人的悲欢离合，写出了真实的人性，也就写出了中国，写出了世界。这和其他任何伟大的作家之间都是一样的。

莫言作品中可贵的是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时代性的局限。他的人文主义的、生命的情怀，超越了历史范畴中的道德，也超越了狭隘民族心理意义上的本土至上主义，而这些支撑了他作品中饱满的艺术激情与开放的创造精神。

法治周末：莫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蛙》，你将之放在什么位置？它有否可能是获得诺奖的作品？

张清华：《蛙》显然不是莫言最好的作品，与《丰乳肥臀》和《檀香刑》等作品比，它是显得“轻”且“小”了一些，从作品的形制风格看也像是一个放松之作。但这部小说的寓意也同样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就在于它书写了一个“个体生命伦理与人类生存的大伦理之间的冲突”。所谓“计划生育”正是这样一个涉及到复杂和敏感的伦理冲突的“国策”，它在实践中肯定是问题很多的，会伤害到个体生命的权利，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加限制地任意生育，那最终有可能是人类的一个灾难。所以一个作家不是简单地去判断某个事情的对错，而是要写出被历史表象掩盖的那些复杂的真相，还原历史本身的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