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

撰文/王寅

曾经创作过《春风已经苏醒》和《青春》等作品的著名画家何多苓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在何多苓出道之初，也曾遭遇过报名参加全国青年美展被淘汰的命运。

当时的全国青年美展被美术家协会一统天下，除了这个系统再没有别的渠道面向社会。选拔从市上、省上开始，层层选拔到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选拔过程中专家和评审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画作能否进入最终的展览。

何多苓清楚地记得当时画了一幅名为《我们曾唱过这支歌》的知青题材的作品，在省上就被选下去了，理由是不够积极，人的情绪不可捉摸。省美协主席甚至问他：“你唱的这支歌是什么歌？是革命歌曲吗？”因为吃不准，所以还是先刷下去比较可靠。这种情况何多苓遇到过很多次。

即使侥幸参加了展览，何多苓的作品也往往因为对艺术独立性的坚持，被判定为没有政治性，没有主旋律，最后只能得银奖铜奖，始终得不了金奖。何多苓说，我宁可得银奖、铜奖，这说明人家承认你画得好，所以给你一个二等奖或者三等奖，这样更好。

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和《青春》在1982年和1984年参加全国美展获奖之后，先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画家本人也将之视为莫大的荣誉，但收藏费仅为区区500多元人民币，与艺术品的价值相去甚远。

时过境迁，如今的何多苓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艺术家，但是说起当年的旧事，依然颇多感慨：如果当时多一些渠道，就会多一些可能性，艺术才能更健康有序地发展。

所以，当新星星艺术节邀请何多苓担任艺术节决赛的终审评委时，何多苓欣然接受：“假如她们的活动真是如她们所设想的那样，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么大范围，从各个地区，以选拔颁奖的方式来推出青年艺术家，有点像以前的全国美展，但又是由民间人士来操作的，评委也比较广泛，除了艺术家，还有诗人、作家、理论家、建筑师。这还是很新鲜的一件事。”

何多苓尽管答应出山，但一度不无担心和忧虑：“最初听到曾琼她们搞这个活动，首先想到的有一点娱乐性，这几个美女的背景都和美术比较远，会不会不够专业，或者只是从商业的渠道来办这个事情。后来，我带她们去成都青年艺术家的群体里面看了一下，发现她们对青年艺术家的把握还是很准确的。”

操办一个全国性的艺术节，意味着超负荷的繁重工作，曾经多次担任各种艺术竞赛评委的何多苓给出了很好的建议：“因为这是全国性的选拔，可能有上万个不靠谱的人都来参选，大范围的海选难度太大，以专家推荐为主，确定一些专业的专家，由他们来推荐。譬如成都地区青年艺术家的水准，哪些人可以够这个标准，哪些人待考，我完全有把握。

“评委尽可能多元，各方面都要邀请，各个年龄段要拉开。美术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圈子化，形成了固有的观念，什么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应该是什么样？不是太客观，我们难免有先入之见。有另外的人士来参与和评选的话，没有先入之见，直言不讳。”

“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采取客观的尺度，即使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只要是好的，就可以入选。要从美术史的、中国美术现状的，学术的、技巧的各方面专业的角度来做出评判。譬如我是画具象画的，如果选抽象画，即使我很不喜欢，我肯定也会从美术史的、好的角度去选它。”

在何多苓看来，新星星艺术节不会对现有的体系形成冲击，中国美术界的现状，是官方的，各地美协的、民间的投资的团体，还有画廊，还有民间的个体的策展人和小的风投、甚至个人联合起来做的展览并行不悖，各玩各的，彼此之间绝对不挂钩。这也是中国美术市场特有的现象，全世界都没有的。

何多苓说，新星星艺术节的未来目前还难以预测，搞得好的话，会发现一些好的青年艺术家，同时会吸引很多藏家和画廊和关注，对青年艺术家的发展有好处。在当前中国的美术界，青年艺术家的生存还是相当困难的，以何多苓在成都的学生为例，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多半找不到工作，无法从事他的专业，即使有学生一门心思一定要画画的，平时也要代一些课，画一些行画和壁画，抓住各种挣钱的机会，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由于成都租房和平时的生活费用很低，所以他们还是可以用不是很有保障的收入维持他们的艺术创作。他们中间比较好的会受到画廊和藏家的关注，但是都卖得很便宜。

何多苓表示，艺术市场应该有各种层次藏家的群体，有大的藏家收藏一流艺术家的作品，也有老百姓买一张画挂在家里作装饰的，还有些不满足于行画的藏家愿意买画家署名的作品，这样就满足了各个层次的藏家群体的需求，也给各个层次的艺术家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