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学资源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可能的贡献

与前所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学与现代化都不是绝对对立的，它是参与现代化的积极力量，而且不仅仅只具有克服现代病、治疗现当代顽疾的作用，也不仅仅只具有心理慰藉的作用。儒学的主要精神与价值理念，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依据，是当代中华法治社会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基础。人们常常身在宝山不识宝，儒学丰富的内在宝藏还有待我们一代代人去发掘、发现与转化。

儒学其实是教养，是文明。当今的社会，尤其需要提升民众、国民的教养水平，尤其需要强调文明的程度。健康的现代市民社会需要“温良恭俭让”和有所敬畏的公民。公民社会是凸显个体教养与社会公德公信的社会，故现代性的诗书礼乐之教养，不仅对君子，而且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必要的，它毋宁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必需，是构建当代文明社会的基础。文化修养的形成，需要环境、氛围的熏陶，长时间的、几代人的积累。儒家教育是性情教育，在我们当下的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中应自觉加强儒教的熏陶。

我特别要说的是，不要苛求儒家（儒学、儒教）。大家都不苛求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道家道教，为什么一定要苛求儒家（儒学、儒教），一定要它给予我们现成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呢？不给予这些现成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吗？其实，儒学与基督教等一样，不能直接地开出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但通过我们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它可以更好地转化并吸纳现当代价值，更好地使现代价值健康地植根于既有的文化土壤。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特定时代的责任，我们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古人，让古人承担一切。对儒学采取简单抛弃、一味排斥、不讲道理的态度，轻率肢解，信口开河，或视之如寇仇的方式，是最容易做到的，但那是思想懒汉的做法。这种人没有担当意识。对于我们的有志气有智慧的青年人来说，一定要肯下功夫去切磋琢磨自家的文化基因、文化土壤。这里面有很多不简单的东西。例如“礼”、“三礼”中就有大量的正价值，有很多复杂的面相与深刻的内涵，绝不是所谓“吃人”、“杀人”就可以盖棺论定而弃之如敝屣的。那就把洗澡水与婴儿一道泼掉了。

现在是开放与对话的时代，我们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促进新时代的诸子百家，促进古与今、东与西、中西马、儒释道、诸子百家间的对话，以及广义的儒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之间的对话，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珍宝承传下来并努力地输送出去，让全人类共享！儒家有丰富的资源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等等思潮对话，在对话中彼此理解、沟通、融会、丰富。

现在又是思考或反思的时代，思考或反思流俗，反思启蒙，反思习以为常，反思思维定势，反思一百多年来时髦人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反思成见，反思科技文明，反思商业化，反思现代性，反思全球化，反思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或官场文化，反思功利时代，反思金钱与权力拜物教，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反思今天的评价体系，反思对根源性、对神圣性、对敬畏之心、对终极价值与安身立命之道的解构或消解，反思对列祖列宗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文明遗产和中华文化精神不抱敬意的态度，重建崇高，重建信念与信仰。我们尤其要反思教条主义，反思全盘西化，当然要誓死捍卫各色人等说话的权利。这就是文化的生态平衡即“和而不同”。

现在还是文化自觉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与重建的时代。张岱年先生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认识中华民族文化长期延续发展的根基。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必然有其精神支柱，精神力量，这一点应当充分认识，这就是民族自觉。”“如果否认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把过去的历史都看成一团糟，那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基础，今后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了……惟有了解自己的优良传统，才能保持高度的民族自信心。”“传统文化中……一些精粹的思想则能够对现代化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应该承认，传统文化中也包含着促进现代化的契机。如果民族意识的内部完全缺乏促进现代化的契机，那末，现代化将是毫无希望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主动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成就，同时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认识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扬创造精神，创造自己的新文化……这样才能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各个民族各自发扬自己的民族特点，才能构成全世界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联系以上引文之上下文，我们可知张岱年先生所说的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主要指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统一与和谐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肯定人的人格尊严与人的价值在道德自觉性；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精神与方法，知行合一与知行相资等。这些主要来自儒学。张先生正是在此一基础上讲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含独立性、自觉性、主动性）的，认为一个民族必须具有主体意识，即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才能立足于世界众多民族之林。

我对开放的儒学充满了信心。我们中华文化当然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要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而不能是无本无根的，不能只沉溺于食人牙慧。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当然不可能以外来文化为其“体”。但传统或文化（心性的或价值的或观念的文化、制度的文化、器物的文化）总是流动的、变异的。今天的中华文化已是以传统中华文化为主特别是以其中的儒家型社会文化为主，而不断融合、消化外来文化的新文化。这一新文化体用如一，即体即用。但它的内核与主干，当然是固有的精粹，否则，我们拿什么去与人家对话？拿人家的余唾去与人家对话吗？我们只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精神弃儿吗？总之，我们要以健康的心态面对传统与现代间、东方与西方间的种种切切，一定要有定力，有主心骨。在构建和谐社会，迎接民富国强之际，千万不要忘记发挥传统经学、诸子，特别是儒家资源的积极作用！

有人说儒家是所谓“泛道德主义者”，这也是因为对儒家知之甚少所致。孟子曾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儒家的范围甚广，很难归结为道德的或泛道德的，政治的或泛政治的。就儒家与政治的关系而论，历史上真正的儒家从不阿附权贵，不是历代权威政治的附庸。虽然历史上不乏曲学阿世的陋儒，但这不是儒学的主流，儒家有以“天”或“德”抗位的传统和批判的精神，乃至“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儒家的政治文化资源中的民本思想、民贵思想、民有思想、民富思思、官与民同享同乐思想、载舟覆舟思想等，是可以作出现代转化与现代诠释的。儒家有很多思想、价值可以与民主政治相连接或作铺垫。“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当然与传统社会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有质的差异，现代社会的“民主”与传统社会的“民本”也有内涵的不同，但不能说二者之间完全没有联系。

儒家在观念、制度及化民成俗的三层次中，有许多因素成为改善传统政治的良性的东西，这里有不少可以转化为现代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与陶冶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资产。儒家的某些理念曾转化为传统社会的一些制度，有一些制度其实是值得我们反刍的，其中的价值常常被我们忽视。儒家有极为丰富的公共意识与公德心，其对公与私、公德与私德、公利与私利的看法，也绝非流俗所言，它当然也不可以归结为所谓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云云。

自中西交通以降，与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样，儒学和西学也一直处在互补互动的过程之中。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西方大哲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都十分推崇孔子、儒学，其实康德、罗素、杜威思想中都有很多可以与儒学会通的地方。基督教与儒教也有不少可以会通之处。贺麟先生是我国西方哲学学科的一代宗师。贺先生非常尊重儒学思想资源，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理解，对儒家的世界化与现代化，对中西会通寄予厚望。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当然离不开中国文化，而儒家是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我国，真正懂得西方的社会、文化、哲学、宗教的大家，都是非常尊重本土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这恰好也有助于他们更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理解西方与西学。

促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定要有一种自觉，即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以政治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融合。今天，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儒学之结合有广阔的前景。在经济全球化、多种价值观并存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儒学与自由主义有内在的紧张，但三者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结盟已是客观之大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年是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三十年。党的十七大通过的政治报告，进一步完善了十四大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伟大目标。在这一基本路线指引下的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繁荣、社会空间的拓展，尤其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这些方面，儒家文化资源大有用武之地。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发展之最为紧迫的课题，一是经济与社会得到科学地、全面地、可持续地发展；二是政治与社会改革，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三是中国主体性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包括荣辱观的建构与整饬吏治。在这三方面的理念、制度、心理习俗系统的建构中，中国智慧及儒家文化资源都可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儒家文化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内在自我诸关系的讨论非常丰富，很多历史经验、文明制度、治世方略、人性修养的道理需要我们用当代科学理性精神加以分析与总结，以提供今天的人们来借鉴。这也是儒家思想可能作出贡献的方面。

因此，随着社会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大社会”的进一步形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活动作用空间及对当代社会的良性影响也会愈加显豁。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政治与社会改革、民族主体性的国民价值系统的建构等向度上，儒家的积极作用会更大一些。

张岂之先生指出：“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不可分割。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民族复兴的提出，反映的是人民的意愿，是中国社会的走向……我国文化复兴的价值体系的建立，需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加以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今天中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渊源，今天中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开拓与发展。源与流的结合反映出中华文化具有深邃而又常新的生命力，它像一条巨流，奔腾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动力。”

当下信用品性的危机，表明当代中国的国民缺少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真正具有约束力的信仰系统、价值体系，缺少了伦理共识、文化认同、终极关怀，缺少了敬畏之心与定盘针。这也考问着我们的教条式的政治与道德教育的有效性。要凝聚人心，解决中国问题，少不了儒家文化的调剂。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正确地理解儒学。目前民间对蒙学读物与《四书》的一定程度的需要是一个契机。《四书》的基本内涵是忠孝、仁爱、诚信、道义、礼敬等价值，是启发式的，是反求诸己的，是德性论的。我认为，应当自觉地更多地让《四书》内容进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当然要渗透进现代意识，予以创造性转化。这对少年与青年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对世道人心的整饬与提升有积极意义。这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是浸润在民间的，故我们不能回避或置之不理。

我们要把中华人文精神活化到当下的社会与人生之中，积极参与现代化的建设，凝结成中国人的主体性的价值系统，并贡献给全人类。我们有深厚的历史感与强烈的现实感，批判当下社会生活的负面，反思现代性，面对实际问题，力求把根源意识与全球意识、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为建设健康的合理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而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郭齐勇，1947年生，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