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代化。面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促使其健康发展，我们不能不反省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实际上是“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和阶段。全球化是经济、贸易、科技的一体化、趋同化。但现代性是多元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更不等于美国化。经济全球化不意味着文化一元化。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和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经验表明，全球化、现代化决不只是西方民主制度与理性价值的普遍化。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已经对西方启蒙理性和以功利、权利为中心的现代西方社会提出了深刻检讨。而西方后工业社会已经暴露出的种种负面，也鲜明地提示了西方的制度、理念与价值观存在着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弊病。中国固然需要参照、借鉴西方的制度文明和价值理念，并使某些制度与价值真正在中国生根，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助缘；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道路与模式，自己的特殊性，这缘于中国社会及历史文化与西方不同；而且，正如离开了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难以在本土文化中生根一样，离开了民族化的现代化也是难以成功的。

面对西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域内和西方宗教的无孔不入的渗透，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安全意识。新时代的全球化的挑战，启示我们要有自己的民族认同和伦理共识。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化”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冲“散”掉。如果没有终极关怀与伦理共识，也形成不了一个健康的现代法治社会。因为法治的背后有着信念信仰和伦理共识的铺垫与支撑。

从历史上看，儒家曾不断吸取周边各民族的文化，丰富自身。少数民族不断地给中原带来了活力。反过来说，恰好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例如元代与清代，儒家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今天，儒家仍然是台湾海峡两岸民众的基本信仰与生活方式。海外几千万华人社区，仍然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社区。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决定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唯利是图，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权力拜物教和特权思想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毒瘤，吞噬着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成果，也吞噬着社会上活的道德资源，败坏社会心理与风俗。

面对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双重挑战，中华民族如何在不脱离世界文明大道的基础上，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并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新时代的挑战，呼唤着弘扬和培育自己的民族精神，共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共有的精神家园。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我们就会丧失精神支柱，乃至丧失中华民族。

民族性与时代性、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间有着张力。民族精神，相对强调民族的殊异性和本民族特征的延绵性、连续性；时代精神，则相对强调人类的普遍性和社会历史的阶段性。然而，两者之间又有其统一性。任何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民族，其民族精神都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或者说是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一个与时俱进的民族，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或网络文化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解，也不意味着前现代文明已毫无作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在数千年里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智慧、精神系统、信念信仰、终极关怀、思考与行为方式、伦理生活秩序、价值理念、审美情趣。这些东西固然随时更化，不断变迁，但是，仍然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据。中国文化从来就是多元多样的。儒家、道家、墨家及诸子百家，道教、佛教及中华各民族历史上的各种文化及诸流派，作为文化资源都是瑰宝，在今天都有同等的价值与意义。我们非常尊重这些文化资源。由于儒家文化与中国民间大众的社会生活的联系最为密切，故儒家文化尤其值得我们珍视。

我们强调重新发掘儒家文化的精神财富，以之作为弘扬民族精神、培育时代精神的重要资源，绝非要鼓吹全面复古，全盘照搬儒家文化的整套东西，更不是试图以中国固有的传统去对抗、抵制外来的文化。儒家文化传统中的确有一些要素由于历史的发展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变成了历史的包袱；另一些要素则可能成为潜在的现代化的胚胎。因此，人们对于“儒家文化传统”本身也存在一个不断重新发现、开掘、回采的过程。我们提倡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多元开放的心态，对儒家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如上所述，儒家文化中的一些因素，要放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实践、日常生活世界与全球化、现代化的视域中，以现代科学与人文思想、意识来加以考察、分析、批判，始可以转化、建设为今天的精神文明中的有益的内涵，成为今天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的成份。21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告别“西方中心论”，在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各文化民族重新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重新发掘自己的文化典籍与文化精神，将是未来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发展态势，它有助于自己民族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也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多层面开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而且是中华文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其内涵亦不断融合了现代性而更有生命力。

我们应系统地研究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全球化为背景，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角度全面清理儒家文化，探寻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生活的积淀及创造性转化的途径和模式，探寻多元的现代性；深入挖掘儒家文化资源对当今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培育所能贡献的思想观念，提炼儒家思想资源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想；从新的视角审视儒家思想，探索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浪潮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特征和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的特色，重新检视所谓“国民性”问题；系统清理传统儒家文化的礼乐文明和心性文明资源，抽绎出其中能为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养料的思想资源和能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起到积极作用的核心价值观念；为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的建构提供精神食粮；深入考察儒家价值与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社群伦理、职业伦理的关系，儒家与现代民主、权利意识、公民社会及现代政治文明的关系，儒学的终极性、宗教性与超越性问题，儒学与女性主义的对话，儒学的草根性及其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儒家文化的许多价值理想一直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中华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据。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架构和政治体制已经消失，但并不意味着与之相结合过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想与行为方式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在今天，其中大量的精神财富仍然可以创造转化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宝贵助缘，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精神资源。

儒学不仅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华夏族群的精神形态，是中国乃至东亚社会文化的结晶，蕴含了东亚各民族的民族性格、终极信念、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儒家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集中的代表，又因其“与时偕行”的品格而具有了时代的特性，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儒家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尤其是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作为民族的意识与心理，儒家文化在今天仍是活着的。

儒家的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周易》以“乾元”代表“天”及其大生之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坤元”代表“地”及其“广生之德”，“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地把这种广大悉备的生命创造精神赋予人类，因此，人有一种刚健自强、生生不已的主体精神。孔子、曾子、孟子更是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将其归纳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弘毅自强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儒家文化不是守成的僵死的古董，而是主张常变常新、与时俱进的创造性的有机生命。儒者重“时”，孔子就被尊为“圣之时者”。儒家文化主张“因时而变”、“随时制宜”、“与时偕行”、“与日俱新”，这些都可以转化为当代中国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时代创新精神。

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乃是孔子“仁学”的精神。一方面，“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它凸显了人的道德自主性。另一方面，“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的感通，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忠恕”之道作为主要内涵，以“仁义治天下”、“以礼治国”、“礼之用，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礼义仁爱原则作为处世之方。这可以推广为人与人、家与家之间的和睦之道，推广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平之道，推广为宗教与宗教、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和合之道，乃至推广为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之道。“和而不同”论承认不同，整合差异。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

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一直以天下兴亡、人民安康为己任。在儒家的济世理想中，始终洋溢着一种伟大的居安思危、忧国爱民的忧患意识。这对于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都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儒家是赞同谋利的。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是针对君子修身与统治者治国来说的，而不是针对民众与社会的需要来说的。从儒家的思想来看，儒家常把治国者（君子）与一般民众区别开来。对治国者，儒家要求从严，要求他们“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故孔子说“君子喻于义”，“为政以德”。但是，对一般民众，儒家要求甚宽。儒家认为人生而有欲，人的物质欲望亦为天之所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其正当的存在理由。故儒家言“利用厚生”，言“庶”、“富”、“教”。儒家正义谋利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而且，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创生”“尊生”、“变通”“制宜”、“和谐”“中庸”、“诚信”“敬业”、“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等思想和智慧也可以转化为现代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宝贵资源。儒家非常重视修身，尤其强调陶冶心灵，养育德性。儒家德目中，“诚”、“信”、“廉”、“耻”等都有深刻内涵，尤其是一系列关于官德的论述与修养工夫论，还有包括监察制等在内的制度文明，在吏治不清的当今，更具有其意义与价值。

有关东亚儒学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海外学者白鲁恂、傅高义、杜维明、杨国枢、李亦园、金耀基等先生有不少研究成果。夏光综合了这些成果并进一步论证了如下方面：第一、儒学传统与私有财产的密切关系，对个人、家庭及管理、经营各方利益的肯定，家族家庭主义、等对企业组织的延伸及劳资关系的亲和性，忠、信价值的内在渗透。第二、政府以各种方式在其经济生活中积极扮演了干预主义的角色，而大的社会空间及宗族、家族、行会、乡约等民间自治的传统在儒学世界中由来已久。两者有张力，但结合得好则有效促进现代经济的发展。第三、选贤与能及教育制度、文官制度传统的延续，使今天民间社会的能人跻身精英统治与技术统治的精英政治中。第四、民间组织与自治，积极参与及儒学传统所倡导的公民性与公共品德是东亚的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发展的基础，也是东亚现代性政治层面的基本内容；儒学色彩的市场经济，由企业精英转化为企业精神；由儒学的公共性参与发展到现代社会管理与社会批判；凡此种种促成了现代东亚社会之民主政治的走向。在历史上，儒家、儒商的生存，有赖于又促成了广大的社会空间与民间社会的形成。儒家传统自觉、不自觉地与现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儒家传统又必须以现代人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法治观念、道德意识，以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精神加以引导、改造与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