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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三国杀”:曾有“东鲁”和“西鲁”之争

分歧公开化

尽管“东鲁”的《文学评论》所发的文章既有拥护“国防文学”的,也有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但在“中鲁”和“西鲁”——尤其是“西鲁”——看来,这些文章有贬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倾向,也有对鲁迅不尊重的苗头,“东鲁”仍然是“国防文学”派。

为此,“西鲁”以《鲁迅研究动态》为阵地,“中鲁”则为“西鲁”提供材料和帮助,就“两个口号”的评价问题与“东鲁”展开了争论。

1978年春,在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左翼作家联盟”讨论会上,李何林作了一个发言。他首先肯定说,“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论争,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他认为,争论的焦点是坚持还是取消无产阶级对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国防文学”的缺点错误,跟王明右倾投降路线有关。

在1978年这样一个乍暖还寒的季节,“四人帮”把“国防文学”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相提并论的话语言犹在耳,李何林的观点自然引起了一些人本能的反感,而“国防文学”的倡议者和拥护者更是情绪激烈地反对。

3月14日,北京大学主办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问题的座谈会。根据会议的议程,首先发言的是夏衍、冯乃超和沙汀。

据当年主持会议的袁良骏后来回忆:“夏衍同志的发言火药味甚浓,说来说去是胡风串通冯雪峰蒙蔽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分裂主义的口号,否定‘国防文学’的正确的口号,挑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夏衍同志的一家之言,不值得大惊小怪。由于他在‘十年浩劫’中惨遭迫害,发言比较激烈和情绪化,也是情理中的事。当然这一发言的轰动效应是可想而知的。冯乃超同志的发言比较温和、客观,沙汀同志的发言则重复了夏衍同志的观点和情绪。”

李何林本来被安排在第4个发言,但被告知,不要发言了。

这次座谈会后,“东鲁”和“西鲁”的分歧公开化了。

冯雪峰的材料和茅盾的文章

在双方的论战中,人们自然想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倡导者、鲁迅的坚定追随者和支持者冯雪峰。而此时,他已经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两年了,未能等到右派平反的那一天。

于是,一份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高压之下所写的交代材料,就在一些人中传阅开来,这就是《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一文。

1978年夏天,“两个口号”争论中的当事人之一的茅盾,在上海看到了这份材料。茅盾的子女韦韬和陈小曼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有位朋友寄来了一份上海流传的冯雪峰在“文革”中写的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材料,其中披露了一段令爸爸吃惊的内幕,原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胡风提出来的,经与冯雪峰商量后,再去找鲁迅并得到两重性的认可。这使爸爸有一种受欺骗、受侮辱的感觉,因为几十年来爸爸一直认为这个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所以当时爸爸十分爽快地表示了赞同。

看到这份材料后,茅盾写了一篇回应文章,交给了“东鲁”的沙汀和陈荒煤。

在“东鲁”的运作下,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上,同时刊登了茅盾的文章和冯雪峰的材料。

茅盾的文章题目是《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他在文中写道,胡风利用了鲁迅对“左联”一些人的作风的不满,来达到分裂进步文艺界的目的。“不能不坦率地说,当时不但冯雪峰为胡风所利用,鲁迅亦为胡风所利用。”

对于冯雪峰材料中提到的茅盾对鲁迅的态度不好的问题,茅盾解释说,这是由于他1935年曾对鲁迅说过“胡风形踪可疑,与国民党有关系”,以致鲁迅“脸色一变”,从此跟他疏远了。茅盾认为,鲁迅被胡风所利用,存在一个“知人之明”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冯雪峰难辞其咎。“我以为造成鲁迅如此信任胡风,冯雪峰实在起了很大的作用。”

茅盾还指出,他无意贬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鲁迅同意的口号,但是,“国防文学”的口号可与之相辅相成。

《新文学史料》第二辑问世后,一场轩然大波陡然而起。

标签:鲁迅 东鲁 西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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