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大师，多数人会想起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国学大师是中国的特产，西方国家是没有这个称谓的。国学的概念看起来挺吓人，其实内涵和外延至今还没有搞清楚。治史没有出类拔萃的成就，文学也没有特别出色的作品。但许多学者的学问是明摆着的。怎么办呢？有人便想起了一个新名堂：国学大师。这样一来，学问家的身份问题便解决了。名字排在文学大家和史学大家之中，也不会觉得掉价。

陈先生有学问，人格大，有大师风范，这两点不容置疑。但陈先生也有重大硬伤，就是没有“文魄”，没有拿得出手的鸿篇巨制。《柳如是传》是陈先生的大作。我觉得，一个写秦淮八艳的东西，独立精神和和自由思想再多，也没有多大社会意义。三国时代的祢衡，“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够可以了吧？但他的文章写不过曹操。政治家比专业知识分子学问还要大。这就是境界问题。迂腐之辈，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寻章摘句，笔下虽有万言，思想不能入世，文章再华丽也没有用。文章没有普世价值，如何动天下人之心？一厢情愿唯我独尊，优越感无中生有。走到那儿都是扯着自己的头发腾云驾雾，不知天高地厚，找不着北。这是酸儒知识分子的毛病和局限。恐怕也是现代作家对陈寅恪一类大师敬而远之的一个原因。

鲁迅太难学，学陈寅恪又吃力不讨好。于是许多曾经踌躇满志的作家，蹰踟在准大师门前，“此间乐，不思蜀”。

因此，我认为，中国不出文学大师，原因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成名作家太浮躁，沉不下来；二是无名作者缺乏成长的土壤；三是现代生活对文学的谈化。

首先，是成名作家的浮躁问题。许多作家成名之后，船到码头车到站，便开始吃老本，不思进取，千方百计想办法把名气变现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尽可能利益最大化。文学成了作家谋取名利的道具。作家不是被“圈养”，就是被商业收编，无法实现精神和灵魂突围。作家的物质GDP是上去了，精神CDP却一直负增长，入不敷出。自身一团污浊，何以宁静致远？内心一团漆黑，如何照亮别人？

这些年来，大部头的作品汗牛充栋，灾梨祸枣，就是缺乏大思想，大手笔。许多长篇小说，不是鸡零狗碎集锦，就是宏大叙事“叙”过了头，人物对话占了较大篇幅。这些对话，洋洋洒洒滔滔不绝，毫无个性特色可言，要么是有文无学，要么是有文无采，让读者昏然欲睡。文学文学，一是文采，二是学问，即思想。文学最基本的两样东西都不具备，也搞个100万字的长篇小说出来，打灯笼也找不到几句能让人记住的好句子，一个象样的人物没刻画出来，这样的文学垃圾，如何打动人，征服人？

平心而论，成名作家大都是有一定才气者。市场经济，许多人一夜暴富。富豪的剧增让作家心理失衡。浮躁长驱直入，浸淫传统作家的骨髓，无法守住寂寞，守住清高。文学功利化的紧迫感与日俱增。每个人都想以最小的付出获取最大的利益；每个人都想天上的馅饼往自己的头上砸。作家不但影响不了社会，而是被社会的灯红酒绿牵着鼻子走。文学最大限度被物化和细化，导致许多作家在讨价还价中创作，锤炼的不是语言和思想，而是鸡虫得失。文学丧失了敬畏，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管什么大师不大师。做人格局小，何来作文格局之大？这个时候，作家写出来的作品也就可想而知。

作家自暴自弃，批评家又帮不上什么忙，于是中国作家集体沦陷，还美其名曰和谐。批评家本是作家的诤友，但现在的许多批评家成了作家的酒肉朋友、红包朋友。作品争鸣变成了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吹拉弹唱”。真正的文学批评却变成了骂人或“炒作”。文学缺乏批评，如同官员缺乏监督。作家创作平庸文字，就象贪官大肆贪污一样心安理得，寡廉鲜耻。于是，文学泡沫泛滥成灾，文学大师成了读者望眼欲穿的海市蜃楼，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