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年前决定追寻真相

我决定追寻文怀沙的真相，源于两年前的一次刺激。

２００７年，在郁风老人４月去世后不久，吉林卫视“回家”栏目的制片人李冬冬女士来看我。如前所述，她告诉我，她曾去找过文怀沙，想拍一个他的专题节目，当然我不赞成。谈话中，她告诉我去见文的过程。她说，她介绍这个栏目曾经拍摄过黄苗子、丁聪、郁风等，文一听，马上就说：“哦，我和郁风是好朋友。干校时候，她还找过我，为我画裸体像呢！”

我一听，脱口骂了一句：“王八蛋！”我告诉冬冬：“不可能的事情。文革期间郁风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不可能去过干校！文怀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写过郁风老人的传记，总是以“老太太”称呼她。郁风的父亲郁华是民国大法官，叔叔郁达夫是著名作家，他们两位在抗战期间先后被日本侵略者所杀害，是有名的民族豪杰。郁风正直，坦诚，甚至天真，她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经历炒作自己，在我们的聚会中，她永远是一个中心，以率真和爽朗的笑感染大家，为大家带来快乐。她的去世，令我们感到难过不已，没有了她，聚会也从此少了热闹。

这样一个让我敬重与怀念的老人，这样一个在“文革”期间真正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遭受七年磨难的老人，刚刚去世，却让一个因“诈骗、流氓罪”入狱、自称也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人，泼上一盆污水，她的在天之灵一定不会安宁！对如此卑劣之人，我决不能原谅！决不能漠然视之！

这就是我决定要公开质疑的一个最直接原因。它关乎个人感情，也关乎对历史的敬畏。同时，也是本人楚人性格所致。有的读者根据我的文字，只知道我是一个温和、行文节制的人，他们不知道，在生活中，我有时也是一个倔强、固执甚至不给人留情面的人，周围的同事和朋友，深知这一点。

四，今年元旦，决定公开质疑

两年来没有停止追寻，所搜集到的史料和佐证，越来越证明文怀沙的自述与光环——年龄、入狱原因、文化地位等——都存在诸多疑点，必须公开质疑，找到真相。２００９年元旦前后，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使我决定撰写《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一文。

元旦之前，我所就职的报纸，连续两天刊登整版广告，突出推广“百岁国学大师文怀沙主编”之大型套书《四部文明》（每套售价数万元），声势之大，让人惊叹。我和报社一些同仁，中午常常在编辑部咖啡厅喝茶聊天，那几日，我们谈的是文怀沙其人其事：他的历史陈迹，近年的声名鹊起，特别是他如何已经被成功地“包装“为“国学大师”。显而易见，成为“国学大师”之后，他不仅自己四处题字、演讲带来经济效益，随着一套据说要取代《四库全书》的一套书的推广，将一方面牟取更大经济利益。

《四部文明》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不在我的评价之列。但是，由一个有历史劣迹且又编造个人历史的“国学大师”领衔主编，无法让人接受。报社同仁鼓励我，一定呀把自己的追寻与质疑尽快公布于众。他们说得好——不能让文怀沙　认为神州无人；不能让世人认为媒体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让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标准和勇气。

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与催促下，我在春节之后完成了这篇质疑文章，并请这些同仁分别从法律、史学、文字表述等方面帮忙把关。可以说，质疑文章虽系我个人所写，但从另外角度说，它也是一批媒体人的情感与思考的集中体现。在此，我深深感激他们帮我完成了一个夙愿。

五，我们失去了文化判断力和敬畏吗？

不到十年，文怀沙忽然间被媒体和社会制造成“国学大师”，足以令人们深思之。

中国曾经历政治运动频仍、“知识越多越反动”、“大破文化命”的年代，那时，陈寅恪、梁漱溟、陈垣、冯友兰、钱锺书、沈从文等堪称文化大师的人依然健在，但我们顾不上珍惜和呵护，却让他们不断地写思想检查，进而在放羊、种菜的劳动中消磨生命，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扬光大，实在是巨大的历史遗憾。

随着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的变化和国力增强，人们对文化越来越热爱，对文化人也越来越敬重，投资文化的兴趣和实力也越来越大。随之，对文化大师的出现，也越来越渴望。特别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希望借弘扬“国学”而增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努力，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怀沙才有了被“塑造”成“国学大师”并以此获取最大利益的可能与空间。

各界人士对文化老人特别是“国学大师”的尊敬、爱戴的情感，无可厚非；不明真相的人们轻信一个被称作“国学大师”的招摇撞骗、欺世盗名也可以理解。问题是，我们的时代为何失去了文化判断力？为何失去了对大师这一称号的应有的敬畏？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的媒体向观众和读者推介一个“国学大师”时，竟显得如此草率，似乎不假思索，不做研究，不要起码的学术评判标准，就可以把“大师”的桂冠轻易地戴在一个人头上，而不管对公众和历史的责任，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具有的文化敬畏。

质疑文怀沙真相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超出我的预料。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我们的公众多么需要历史真相，多么需要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师，多么需要真正对得起后人的文化成果！

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质疑文怀沙及其反响，仅仅成为媒体的一次狂欢，之后，谁都顾不上反省，又一切归于原状。　

不管怎样，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除非有必要，我不再就此事撰文发表新的意见。我将回到既有的写作计划中。更多真相的追寻，可以由有兴趣的其他记者根据相关线索去完成。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４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