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2月18日《北京晚报》刊发《李辉质疑文怀沙》(拙文原题为《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后,不少网民和记者都一再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现在要写这篇文章?”人们想知道,我忽然发出质疑,是否因与文先生有个人纠葛所致,文在视频谈话中,也编造一套我曾在狗年采访过他的说法,试图将我的写作动机暗示为人际恩怨所致。人们还想知道,我公开质疑,到底是想“一鸣惊人”,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因此,为使媒体同仁和公众有更深入的了解,我有必要将自己为何决定质疑文怀沙的历史缘由、写作动机和文化思考详加叙述如下。
一 二十五年前熟知其人其事
关于文怀沙先生的行状以及入狱原因,我不是因为突然间心血来潮,好奇所致而想到去挖掘,而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晚报》工作期间,就已经对此熟知,迄今已超过二十五年。
1982年初,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先是担任文艺记者,后任副刊编辑。同年夏天,王戎先生从上海来北京,要我陪同他去看望一些老朋友。王先生是我的老师贾植芳先生的朋友,四十年代在重庆从事戏剧运动,五十年代曾被打成“胡风分子”,我在上海念书时就与之熟悉。在陪他去看望胡风、路翎、牛汉等先生之后,他说:“我再带你去看几个戏剧界的朋友,你在北京以后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忙。”
我们先去看了凤子、沙博理夫妇,然后去看望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时人们习惯简称为“青艺”)的导演石羽先生,张逸生、金淑之夫妇。石羽是四十年代的经典影片《小城春秋》的主演之一,张、金夫妇早在抗战时期就活跃于重庆话剧界,曾参加了郭沫若的话剧《屈原》的演出。从此,我与他们开始有了往来。来往最多的是张逸生金淑之夫妇,他们所住的青艺宿舍,在东单三条的一个不规则的四合院里,离《北京晚报》很近,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有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去吃饭。院子里住有好几家,记得都是青艺的人员。我去的时候,常常能碰上他们在一起聊天。
青艺是文怀沙工作过的地方,自1953年调入,到1963年底入狱,前后达十年。正是从青艺老人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文怀沙”的名字,以及他的一些事情。我随后认识的萧乾、文洁若夫妇,与牛汉先生一样,都是文怀沙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从他们那里,同样听到过关于文的事情。
也很巧,那时我与卞之琳先生也有了往来,他的夫人青林即文怀沙的前妻、文斯先生的生母。我先是为研究巴金和撰写《萧乾传》而去采访卞先生的,后来,编辑“五色土”副刊时,又请他新开“居京琐记”专栏写稿。他寄来的第一篇稿件是《漏室铭》,是为他们的房子遇到麻烦而呼吁的。他们住在干面胡同中国社科院宿舍的顶楼,每遇下雨,房顶就往下漏水,夫妇俩不得不四处用脸盘接水。卞先生文章不温不火,改“陋室铭”为“漏室铭”,把窘状描述出来,令人同情与焦虑。文章发表后,有了很大反响,我当即与房管部门联系,他们也马上派人去楼顶重新铺沥青,从此,卞先生一家不再有漏雨之虞。为此事,卞先生专门来信致谢。也是因为这一缘故,我去他们家的次数也更多了,我们的通信也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先生的文章手稿与书信,我珍藏至今。
后来,从一些文学界的前辈那里,知道青林很有才气,写过小说。自然,他们也谈到过与文怀沙相关的一些事情,如青林如何不能原谅他在她怀孕和坐月子期间做了某件事,才决定离婚……
因此,可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文化界,文怀沙其人其事广为人知,根本不需要刻意打听。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经公开,使人有“爆料”之惊。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些事情,大多避而远之,当时的许多文化界活动中,也就很难见到他的身影,这一点,查阅当年的相关报道即可得知。
虽然知道其人其事,但我从没有想到要写出来。第一,他不是我所关注的对象,我在情感上一直排斥他,从来没有把他视作一个文人;第二,在我看来,这属于个人品行,是受害者与法制部门管的事,何况他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不过,虽然我没有公开写到他,但我在自己所能影响的范围里,却尽量不让媒体朋友报道他。几年前,《南方都市报》记者来北京做一个文化老人系列采访,请我帮忙联系周有光、杨宪益、王世襄、黄苗子、黄永玉等,名单上本来还有文怀沙,被我毫不犹豫地淘汰。吉林卫视有个《回家》文化纪实栏目,专门拍摄文化界名人与故乡、母校的关系,从一开始我就担任这个节目的艺术顾问和策划,一次,制片人曾去联系过文怀沙,但我坚决反对:“这个系列里,不能有他。”很高兴,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
这便是我二十多年来对文怀沙先生所采取的一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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