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谈中国作家：不喜欢路遥 最爱《废都》

▲著名作家阎连科。

著名作家邓一光。

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做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11月24日，著名作家阎连科和邓一光在深圳给出了他们的答案：“这个时代很美好，也有很多遗憾，我们要在感恩时代的同时，也要保持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当天下午，本届深圳读书论坛迎来重头戏“在历史的天空下”，两位作家以“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做什么”为题，展开精彩对话，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尹昌龙担任学术主持。现场，阎连科坦言，“深圳的发展给我的写作带来非常多启发”。

谈时代：

中国让世界刮目相看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的阎连科，在文学界被普遍认为是继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阎连科于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的一个偏穷小镇，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后其相继出版了《受活》、《风雅颂》、《四书》、《丁庄梦》等代表作品。

邓一光是2009年移居深圳的当代著名作家，1956年生于重庆，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共创作了长篇小说9部、中篇小说40余部、短篇小说近百篇，总字数超过700万字，之外还有600万字的影视剧本。

尽管当天的深圳读书论坛活动在南山书城举行，而不像往常那样安排在市中心的深圳图书馆，还是吸引了众多粉丝前往捧场。看着从各地陆续赶到的观众，阎连科打趣地说“文学的意义可能就是很少人坐在一块可以知心地聊天。”阎连科说，这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时代，犹如一列火车，谁也无法阻挡前行，他介绍：“我到世界各地，每个国家都对我们中国羡慕不已，这些国家曾经努力改变中国，但现在多多少少都在被中国改变，中国的发展确实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阎连科也对现实生活中一些丑恶现象表达了愤慨和无奈，他以近期发生的安徽男婴“奇迹复活”事件为例说，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如果发生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可以说那是个案，但是当发生10件、20件、100件的时候，那一定是这个社会道德出现了问题。他分析是由于人们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他希望作家不要回避社会现实，即使对这个世界认识有错误，但不能不去关注这个世界。

邓一光表示，因为热爱，所以会失望。作家和很多人一样对现实有种焦虑感，但任何一个人不可能能给时代开出药方，这在任何时代都一样。作家可以以真诚的表达来体现对时代的热爱，虽然不能创作一个现实，但是可以创作一个世界。作家要在感恩时代的同时，也要保持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因为文学“重塑灵魂”的功能是这个时代必要的前提。

谈文学：

我不喜欢路遥的写作

英国有一个评论家戴维·洛奇说过：“文学就像钟摆,总是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摆动。”阎连科在文学界有“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之称。在回答学术主持尹昌龙关于对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以及神式主义的理解时，阎连科表示，中国作家已经失去了对中国现实把握的能力。其实生活中任何一件事情都比一部小说的故事更传奇、更丰富、更跌宕起伏。今天作家的写作方法需要作家用最现代性的方法去认识和把握创造出一个东方现代化写作方法。虽然很多作品和作家都已经超越了现实，超越了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但是这种超越没有人认同，或者说没有人把理出来。“我非常渴望神实主义能帮自己的写作找到一条出路，既不是现实主义的，也不是西方后现代、现代的，而是阎连科的写作方式。”

阎连科同时坦言，全世界的作家，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作家那样对权力敏感，文学作品中对权力的敏感成为永恒的主题。阎连科的一番话也引起了邓一光的共鸣。邓一光说，这是当代中国作家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对权力表示质疑，另一方面对权力充满迷恋，并且身体力行去追求。

在回答现场观众关于路遥和贾平凹及其作品的评价时，阎连科说，“我必须非常诚实地说我不喜欢路遥的写作，有一年从陕西到了甘肃，乃至到了甘肃和内蒙古那一块，大西北走了七八个学校，很多学生告诉我如果中国有一个好作家就是路遥。说心里话我不喜欢他。但不是我不喜欢，就不代表人家不伟大”。

而对贾平凹，阎连科给予极高评价：“贾平凹个子不高，但是他的创作高，在他的《废都》今天去看，仍然是他的作品之一，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坚持二十多年年年作品不断，我想这是令人尊敬的，一般一个作家很少有像贾平凹每年都有新作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他的作品中，我喜欢的还是《废都》。”（深圳商报记者 袁长乔/ 文 韩墨/ 图）